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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录以备考》交了鸿运，从此姚文元从“右派分子”的帽子下开脱。就连那吹掉了的爱情，也悄然复苏了，因为金英看出来姚文元“有出息”。
毛泽东的赞扬，使姚文元顿时身份百倍。哦，风正顺、帆正满，在张春桥的指点下，姚文元日夜赶写反右派文章。短短的半个月里，姚文元炒豆似的在上海报纸上啪啪作响：
《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六月十五日《文汇报》）；
《从恐吓信中所窥见的》（六月十八日《新闻日报》）；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六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过去是有功劳的”》（六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揭露谜底》（六月二十七日《新闻日报》）；
《对党的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六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这场“戏”的确“好看”》（六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空前、空前，一下子爆出这么多文章，姚文元作为一颗“新星”，闪射出眩目的光芒。
七月一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又一次提到了《文汇报》“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
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文汇报向人民请罪》，其中提及：
“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例子。如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讲话给六亿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个标准。这个讲话发表在右派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具有极其现实的战斗的意义。然而我们把它看成是一般新闻，竟然用极不显著的短栏刊出，贬低了毛主席这一讲话的重要意义。”
显而易见，这段“请罪”，是对姚文元的《录以备考》的“反馈”。
这么一来，姚文元益发得意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姚文元曾引用这句《红楼梦》中刻画“应酬权变”的孙绍祖的诗“评”过别人，其实，这句诗恰恰是他自己的生动写照。
光是写文章表表态，泛泛地批判右派，姚文元已感到不满足了。他，抡起棍子要打人了。
横扫“右派”
两年多以前，当姚文元拿着一大叠退稿，走进《文艺月报》副主编王若望的办公室，对这位“王老师”是毕恭毕敬的；两个多月以前，当姚文元对王若望的《步步设防》来了“一点补充”的时候，对“若望同志”又支持、又赞扬、又补充。
然而，眼下的政治“行情”变了，王若望“贬值”了，成了上海的“大右派”。姚文元也随之反目，抡起棍子，劈头盖脑朝王若望打去：
“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象高岗、饶漱石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同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曾用尽了一切卑鄙龌龊的手段。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丑恶面目，总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暴露得特别明显，也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被揭露出来。王若望就是这类人物之一。他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却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急先锋，并且使用了各种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来达到他的野心。”……（《反党野心家的四个手段——揭露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阴谋活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解放日报》）
“王若望自从鸣放以来，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且多次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发言。在这些文章和会议的发言中，他向党发动了剧烈的进攻，在人民群众中起了极坏的影响。他的文章和歪曲事实的、带煽动性的言论，已经成了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理论上的武器，并且引起了一部分不了解真相的党外人士对党的不满。彻底批判这些言论，澄清他在思想上散布的毒素，是文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走哪一条道路——批判王若望几篇文章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一九五七年第八期《文艺月报》）
后来，王若望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开除党籍，在上海作家协会党员大会上宣读开除王若望党籍决定的，便是姚文元。
老作家施蛰存是姚文元父亲的老朋友。见到他，姚文元总是恭恭敬敬喊一声“施伯伯”。然而，施蛰存与张春桥之间旧冤颇深。在三十年代，十八岁的张春桥刚到上海，看到施蛰存标点古书，颇为畅销，他也挤了进来。无奈，张春桥不过是个中学生，乱标古书。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小晨报》上岂以的《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一文，便有这么一段话：
“……当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话，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即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不料，二十二年之后，张春桥已成了上海一霸，施蛰存当然遭殃。在“反右派”的大浪潮中，施蛰存也“贬值”了。张春桥一指点，姚文元跃马上阵。哦、“施伯伯”，对不住了。姚文元一棍子横扫过来：
“凡是别有用心而不能大白于天下的人，说话常常是吞吞吐吐，或声东击西，或借古喻今，总是想尽办法来表达他心中最刻毒的思想。施蛰存的《才与德》，就是一支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射来的毒箭。读上去似乎弯弯曲曲，象舌头上打了结一样，但内心的仇恨还是非常明显的。……”（《驳施蛰存的谬论》，一九五七年第七期《文艺月报》）。
许杰也是姚文元父亲的朋友。许杰对于“棍子”的反感，对于在“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的“青年批评工作者”的反感，使姚文元大为恼怒。对不住了，“前辈作家”、“名教授”，吃我一棍：
“谁都知道，许杰是一贯反对‘棍子’反对得最厉害的，他习惯于把一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都叫做‘棍子’。在去年七月十五日的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言中，他就把过去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中某些缺点夸大地叫做‘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别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以达到用个别的缺点以混淆根本上的是非的目的。后来，他投给《文艺月报》的短篇中，更加露骨地说现在有粗暴是因为思想改造、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并且用下流的句子辱骂青年批评工作者是‘吃奶的气力’都用光了。……”
其实，许杰短短几句话，点穿了姚文元之辈的“秘诀”：“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敌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难怪，这些击中要害的话，使“青年批评工作者”姚文元跳了起来
姚文元的棍子，越打越起劲。
他打流沙河——
“流沙河的真姓名叫余勋坦，是家有九百多亩地的大地主的少爷……他心怀杀父之仇，念念不忘，组织了右派小集团，辱骂共产党，辱骂新社会的一切干部。他几乎‘仇恨一切人’……《草木篇》在本质上是一篇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流沙河与《草木篇》，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二十七期《展望》）。
他驳徐中玉——
“从这种谣言中正可以看出徐中玉的本质，可以看出他的心灵是被怎样一种黑暗的思想充塞着。教授造谣，在今天并不算新鲜的事情。……”（《辟谣三则——答徐中玉“积疑三问”》，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他骂鲁莽——
“鲁莽是一个仇恨共产党和进步的民主人士仇恨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右派’，他是靠反动起家并且以反动闻名的。……”（鲁莽被什么人“利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懈放日报》）
他与王蒙、邓友梅、刘绍棠“讨论”——
“最近一年以来，有哪种理论是风靡一时的话，那就是‘写真实’。王蒙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写《在悬崖上》，其指导的文艺思想都是‘写真实’。……刘绍棠提出：”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就必须真正地忠实于生活真实。这种忠实于生活真实，就是忠实于当前生活真实，而不应该在“现实底革命发展”的名义下，粉饰生活和改变生活的真面目。‘……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去空谈真实性和忠实于生活，只是一种幻想而已。……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应当因为反对教条主义而放松了对文艺领域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再谈教条和原则——与刘绍棠等同志讨论》，一九五七年八月第十八期《文艺报》）
他揍徐懋庸——
在一九五七年十一至十二月的《文汇报》上，姚文元接连发表了八篇批判徐懋庸的文章：“徐懋庸的杂文，曾经一度风行一时，向他约稿的报刊甚多，使他达到了‘终日手不停挥’的地步。这说明我们的嗅觉并不是很灵敏的，这当中有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在。然而，这终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假的总是假的，在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国家里，一切伪装的敌人决不可能长久地欺骗群众，一到反击右派开始，徐懋庸的面目就被揭露了。改动一个字套用一句古话：”固一时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徐懋庸之类的右派顶多只能做‘一时之雄’——而且只能在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