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和双百场确是不可能。
我提出的所谓速决战，就是利用今冬明春的农闲，采取办速成班的形式突击扫盲，力争尽快实现无盲场的目标。至于小学教育的入学率和巩固率，只要动员全场各校教师做好工作，一年实现双百，应该是可以的。
我说的持久战，就是基本实现上述目标后，继续毫不放松地抓紧巩固扫盲成果和普教成果。使那些脱盲对象不再复盲，使适龄儿童入学一个不漏，在校学生一个不流失。这样长期坚持就能堵塞产生新文盲的渠道。业余教育和普及教育就能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水涨船高。
我提出这个目标决非纸上谈兵，而是有充分依据的。我们场共有八个农业分场，三个工副业单位，这是全民部分。全民职工家庭多数来自五湖四海，大部分经济条件都优于附近人民公社的农户，历来重视子女上学。所以原来就有较好的文化基础，真正的文盲半文盲并不多，青壮年的非文盲率基数已经接近甚至达到国家标准，所以扫盲任务并不重。
我们场还有两个挂勾集体大队，即山前大队和林西大队。这两个大队与全民分场相比有较大差距。因农村传统的重男轻女现象，加上贫困农户相对较多，故青壮年中，特别是女性青壮年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高，这是我场业余教育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如果集中力量首先在这两个集体大队有所突破，一年实现无盲场是有把握的。
丁干事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只有向党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党委的支持。
一边是丁干事的反对，一边是党委听了我的单独汇报之后的支持。这就把我自己推上了矛盾的顶端，又象是把自己推上了舞台的中心，能否演好这台戏对我来说责任重大。
我决心把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做好。如果做不好被人家废了，就是活该！无能就受贬，我赞成这条严肃公正的游戏规则。
要演好这台戏，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剧本。于是，我连夜起草了《南山垦殖场三教工作和学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这个文件中我暂时把业余教育放在首位。根据文化户口簿统计的有关数据，我首先分析了我场的文化结构等情况，明确提出了抓住今冬明春的有利时机，一年实现无盲场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文件分别规定了从扫盲对象、业余教师到各级领导的具体责任与要求及其报酬和奖惩。在起草的时候，我特别注重实际效果和可操作性，注重各级各类人群的适应性和可行性。文件对全场各校的管理，三率的保证以及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的提高，都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和要求以及具体的措施和奖惩办法。
文件草稿几经修改后呈党委审查，很快得到肯定和支持。有了党委的支持，就有了开展工作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就有了搞好工作的基本保证。
任何文件，只有付诸实施才有实际意义。我心里明白，一个出自平民之手，平时又并不属于各级领导日常工作范围的三教文件，要得到各级干部的重视，进而通过他们动员起各级各类人群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让业余教育在全场实实在在地开展起来，决非我之力所能及！而这又是贯彻落实文件精神，达到既定目标的必需条件。那么，谁会有这种权力和权威在全场掀起这阵扫盲风暴？场党委！只有场党委才能呼风唤雨，把握乾坤。
我找到林如春书记，扼要地向他介绍了文件的基本精神和我的基本想法，建议召开一次全场三教工作会议，重点传达县局会议精神，目标是贯彻《办法》，主攻三教工作中的业余教育。鉴于未来扫盲工作必然是一场攻坚战，因此我建议参加会议人员应该是各分场大队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及各学校校长，并强调各级一把手必须到会。为了显示会议的重要性和党委对三教工作的重视，我还建议党委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必须全部出席。我是想通过这样一个高规格的会议，使与会人员从会议的形式和规格就产生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加重会议精神在每个人心目中的分量，为我今后开展工作打下一个高起点的思想基础。
林书记同意了我的意见。当即敲定了会议时间、地点。并指示办公室正式通知全场，还嘱咐我将有关材料尽快准备好。
会议如期举行。与会人员应到尽到。
大会首先由分管教育的付书记传达县三教工作会议精神；然后由主管场长宣读并解释了《办法》；最后林如春书记总结。
林书记紧扣会议主题和《办法》的关键内容，强调了三教工作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今年冬季，决不要拖到明春，一定要完成各单位的扫盲任务。他用一句时髦而极具份量的话表达了党委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他说：“我们一定要以抓计划生育的精神抓好今冬的扫盲工作。”他还特别强调各单位一把手一定要亲自挂帅，散会后就要着手开好两个会，即支部大会和群众动员大会；要尽快传达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工作，落实扫盲对象，做好宣传，造成声势，在短时间内把速成班办起来。林书记最后宣布，具体工作由文教干事金成同志负责（他在这里称呼我为文教干事，当时我还以为他是记错了或是口误，并未在意）。
林书记的讲话抓住关键，突出中心，强调重点，表意准确，颇具逻辑性和号召力。他的讲话不仅给我今后的工作铺平了道路，还仿佛当众授予我“上方宝剑”，鼓舞了我理直气壮开展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天，我就赶到山前大队，找到大队领导商量贯彻会议精神，落实办速成班的事。
我之所以选择山前为突破口，不仅是因为这个大队的领导班子历来比较开明团结，富于开拓性，对贯彻上级精神一贯比较迅速主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九六七年春节那场古装戏风波之后，我与山前的领导和群众往来不断，建立了一种互谅互信互尊互助的良好关系。凭这两条有利因素，我想在山前开展工作相对会比较顺利些。如果能在山前尽快把速成班办起来，对全场必然产生积极影响。
山前的领导班子不愧是一个富有朝气的战斗集体。在他们的重视下，我几乎没费多大力气，很快就落实了业余教师、扫盲对象、办班场所和开课时间等相关事宜。会后第三天就集中了全大队的扫盲对象，不分昼夜地鸣哨开课了。
山前大队开课多日，而仅一路之隔的林西大队却仍无动静。我多次找大队领导摧促，他们也很快有了打算和部署，可就是迟迟开不了课。据说那里的群众就是不肯参加扫盲班学习，说人都中年半世了，还学什么文化！
相邻的两个大队，为什么山前的群众是一呼百应，所有阻力一点即化。而林西的扫盲班却迟迟办不起来，到底是群众落后保守，还是另有原因？
有一天，林如春书记和余生副书记等几位总场领导来山前，看到这里的扫盲班搞得红红火火，很是高兴。林书记赞许地说：“金成，搞得不错！”
听了领导的赞扬当然很开心。但是我没有带领导到班上去看上课的现场。我认为在领导面前过早地宣扬成绩是不明智的。因为全场的扫盲工作还很不平衡。所以我接过林书记的话，毫不掩饰地说：“可林西还纹丝未动！”我想，实事求是向领导汇报问题，只有好处，没有弊端。
林书记说：“你多去催一催。”
我说：“我几乎天天都去。”
林书记略加思索之后说：“你去打个电话到林西，叫李正书记来一下，说我找他。”
我脑筋稍稍转了一下，想到，我是什么人？在人家眼里，我有几斤几两？如果我给大队书记打电话，尽管是总场一把手找他，但话从我口中出，就怕人家听了打折扣，影响回应效果。因此我提议说：“这个电话最好请余生书记去打。”
如春书记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点头同意说：“余生书记，就麻烦你一下。”
余生书记到大队部摇通了林西的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李正。不到半个时辰，李正书记就一阵风似地来了。
林如春书记一见面，头一句就问：“你们的扫盲班办起来了吗？”李正书记一时语塞。林书记接着说：“你先去看一看人家山前，集中了那么多人，早就办起了扫盲班，搞得有声有色……。”
这一回，李正书记没有摆任何客观原因，也没有说一个“难”字，明确表态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开班，马上就开班。”
如春书记回过头来对我说：“山前这边你安排一下让他们自己搞。下一段时间你重点到林西，协助他们尽早把速成班办起来。”
第三天，林西的全日制扫盲班终于办起来了。两个集体大队一动，全民各分场就没有理由再拖后腿，都先后办起了业余夜校。这样，一个上下总动员，以多种形式办学的扫盲高潮就此形成。
扫盲速成班的浩大声势也促进了普及教育的发展。老师们上门动员适龄儿童入学、复学的时候，多了一句很有份量的说词：“你们的父母都要上扫盲班学文化，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不上学呢？”原来对子女上学不太重视的家长，思想上也绷紧了催子女上学的弦：“现在不读书，将来长大了还要扫盲，多丢人！”
经过一个冬季的努力，通过县教育局的严格验收，南山垦殖场终于如期实现了“无盲场”的既定目标，并得到县政府的颁证认可。而普及教育几乎没有碰到任何阻力就实现了“双百”；函授教育也取得显著效果。我本人的业务水平就是在这段时间大有长进的。
从此，我仿佛成了全场教育工作的总管。凡学校方面的事情，党委不找别人，只找我。我感到有些越位，但又无法回避。时间长了，难免招惹麻烦，因为我毕竟只是个人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第十章珍惜无价之二丁翔、黄涛和我
一九八一年，中心小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