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又不得不去，一是我不忍心让她失望，二是我难舍她的那份真情。一个年近而立的独身男人，面对一个妙龄花季的少女，虽然心里尚有顾虑重重，但胸中的那朵爱的浪花却总是涌动不已。所以我一次一次地又去了。
胡桂花是个精明人，不久就起了疑心，老在家里审女儿的口供。逼得兴国热血沸腾。兴国唯恐夜长梦多，觉得我们的事不能再拖了。
有一天，她趁到分场开职工大会之机。特意早早地要香莲来找我，约我与她在公路上见面。
一见面她就说：“殷间，我们结婚吧！”
我说：“这么快？太突然了吧。”
她说她妈妈老逼她骂她，早结婚早让她死了这条心。
我说：“你不能跟妈妈赌气，要冷静地想想她老人家的话，老人家自有老人家的道理。”
她听了我的话，竟有些着急地说：“什么？你也说她有道理？她有什么道理？还不就是嫌你出身不好……”
说到家庭出身，她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语调显得有点低沉。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但我在此时此刻不能给她雪上加霜，我不但自己要对家庭出身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还要帮她跳出家庭出身的阴影。
我说：“你听过这句话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可是周总理说的。你知道吗？周总理也出身不好。我就不信，天下就没有我们走的路。”
我说得有点变味。此时我的情感也是复杂的。对周总理的这句话，我曾经坚信不疑。可是时至今日，运动的反复无常让人迷茫颓废。我在兴国面前说起这句话，语气虽无异常，可心里并不平静。
我的正面宣传，显然对她产生了影响。她也有些激动地说：“我就不信，女人出身不好就不要嫁老公，男人出身不好就不要讨老婆！殷间，你作好准备，我们尽早结婚，越早越好！”她说的是那样认真，那样坚定。
我借用周总理的话，本想抚慰一下家庭出身给她带来的创伤，没想到反倒鼓励了她另一种情绪。我用什么去回应她、安抚她呢？我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和方式。对这样一位玉洁冰清的女孩，我是问心有愧呀！
兴国啊，你感觉到了吗？你每次对我毫无保留地坦露自己的胸怀，而我从未正面回应过你。因为单纯，你从没逼我向你吐出那句掏心窝子的话。是的，我有许多心里话要对你说，但我一句也没敢说。我是怕对你负不起一个男人的责任呀！我害怕自己不能给你带来幸福，反给你带来无尽的苦难。我知道你在涉世之初就经受了许多本不该属于你的不幸，你脆弱的命运再也经受不起更多的折磨呀！你正处金色年华，完全可以利用女孩子的天然优势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怎么忍心把你从一个火坑又拉入另一个火坑呢？
你想过吗？这阶级斗争可是没完没了、越斗越深的呀，你我都是狗崽子，如果我们成一对，就要生儿育女。你想想，我们生下的是什么呀？还不都是一窝狗崽子狗孙子吗？不但我们受罪，连子孙后代都要受罪，你愿意吗？你要体谅你母亲的一片苦心啊！
我想对她说：“先别这么急，我们都冷静地多想一想，多看一看，好吗？”但是，我没有说。其实，还有什么要想的呢？要想的早已翻来复去不知想了多少遍。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想说的没勇气说，不想说的强自说了，又怕伤了她的心。我只好把她的一切设想都默认下来，埋在心里……。
胡桂花感到骂与逼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促使兴国加紧了与我的往来。于是，她终于想出了新的招数，并立即行动起来，千方百计也要熄灭兴国对我的那份情意。
这天一早，胡桂花带着兴国到一个八杆子也打不着的“舅公”家里去串门。这个亲戚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我们场某分场的党支部书记，虽一字不识却很有威望。
一到舅公家，刚落坐，胡桂花就开门见山地问：“书记，你是领导，清楚国家政策，你说出身不好的人将来会有出息吗？”
舅公以书记的身份，长辈的情份，就象在大会上作报告那样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搞阶级斗争。斗什么人？就是斗地富反坏右。这些人的子女还谈什么出息，就连他们的亲戚朋友也要染上社会关系的污点，跟着倒霉……！”
胡桂花听了，赶紧对女儿说：“听到了吧，听到了吧，舅公的话说得清清楚楚……。”
当天晚上，兴国就与我约会在那个小山坡下。她先给我说了母亲带她去舅公家的事。然后又是摧我快准备结婚。
我说：“你怎么就不听母亲的劝告呢？”
她的回答仍是那么坚定：“他们说什么我听惯了，随他们说去。我们赶紧结了婚，看他们还说什么”。
此后胡桂花显然加快了工作进程。兴国有一个姑夫，是某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后升任校长）。打小姑夫姑母就喜欢兴国。兴国长大后，姑夫姑母在兴国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兴国对我也曾自豪地介绍过她当主任的姑夫。他（她）们的话对兴国自然有着特别的份量。这一回胡桂花当然要利用这一层关系敦促女儿回心转意。
从舅公家回来不上三天，胡桂花又带着女儿到姑夫家访亲。母亲向姑妈姑夫细说兴国与我的关系，并重点介绍了我的家庭出身。姑夫姑妈听了，当然坚决反对。并利用人民教师与嫡亲长辈的双重优势，对侄女进行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教。
可是，兴国仍无动于衷，当天晚上她又约见了我，再次摧我早办婚事。
面对这样一个女孩，我还犹豫什么呢！我不能辜负她的一片痴情。即使前面是火海，我也与她一起跳，为了她再大的付出也值！我第一次真心实意地对她说：“谢谢你，兴国！你知道吗，其实我早就想十遍百遍地对你说，我爱你，我真的好爱你，我能得到你真是太幸福了！”
兴国是个很传统的女孩，我们每次见面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野外，不管她心里多急多热，她都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天也一样，我想过去拥抱她，她却回避了我，说出了一句超小学水平的话：“一切都留给新婚之夜吧，我早晚是你的人。”
好象一切都不成问题，只待我定良晨吉日……。
可是第三天，她又匆匆忙忙地约见了我。一见面，我就觉得她与往日大不一样。今天她表情严肃，严肃得似乎有些冷峻；神态又象是很痛苦，痛苦得难以自制。许久，她没有说话，只听见她重重地喘着粗气。
我吃惊地问：“你怎么啦！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她只是摇头，没有言语。我有些急了，加重语气问：“到底出什么事了嘛，你说话啊！”
良久，她才带着哭腔，艰难地从两唇间挤出一句话：“我们……可能没有……缘分……”
我感到太突然了，吃惊地问：“为什么？你别哭，这是为什么呀？”
她掏出手帕，擦干泪水，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说出了事情的原尾。
不知是天意的安排还是人意的巧合，那天水塘头来了一位算命先生。胡桂花马上把先生请进家里给兴国算命。当胡桂花报过兴国的生辰，算命先生就掐着手指，闭着眼睛念念有词。突然，先生“呀”的一声，大惊失色，对胡桂花说：“千金不日有难。”
母亲惊愕地问：“有什么难？”
算命先生对坐在旁边的兴国煞有介事地说：“你要对我说实话，不能有半点掺假。你是不是在谈恋爱？”
兴国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算命先生接着说：“你的对象千万不能在东南方向，男方年龄最多不能大你五岁，家庭情况绝对不能与你相似……”
总之，算命先生说的每一条禁忌都与我有关。其意思是兴国嫁了我这样的人就会一辈子招灾惹祸，不仅自己从此苦海无边，连父母弟妹都要遭天打雷劈火烧身！
妈妈的话她不听，舅公的话她不听，姑夫的话她也不听……，可是，算命先生的话她不敢不听！她不为自己，而是为父母弟妹。她说，如果是她一人，即使下油锅入火海，她也不在乎。可是由于自己的自私而害得全家遭殃，她于心不忍啊！于是，她横下一条心，决定放弃自己苦苦追求的而且已近水到渠成的青春之梦……。
我刚刚进入角色的终身大事就这样结束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管我情愿不情愿，我还得简单地接受这个简单的结果。然而正是这个简单的结果，把一出原本快要成熟的人生喜剧转变成了后来的悲剧，无情地断送了一个善良女人的生命。
不久，她的母亲给她找了一个老公，是个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再后来又听说她随夫去了农村老家，并生有三个与兴国同样靓丽的女儿。
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九七九年我离开了二分场，奉调到总场教办负责全场的三教工作。一九八四年接任中学校长。有一次家访至水塘头，听我原来的一个老邻居说，兴国这些年常会闹着哭着回娘家。几乎每次回来都是怪她的母亲当年不该拆散我们的好姻缘，害得她现在受苦受难。那时我听过之后，只当是人们的一种饭后闲谈，心里虽略有感慨，但事已时过境迁，也只能给她一个无声的祝福，然后一笑了之而已。
一九八八年，我调上高县城第一中学工作。一九九六年底有一次出差到南山二分场。办完事后，还有一点时间想去我的老根据地水塘头看看。又是一个巧合，在当年与兴国约会的那个山坡下，正好碰上已年近七旬的兴国母亲胡桂花。我叫了一声：“胡婶”。
她耳不聋，眼不花，听到有人叫她，抬起头一看是我，慌忙应道：“哎呀，是殷间呀，好多年不见，进屋去坐，进屋去坐。”
说着，拉我进了她家的屋。她家住的还是当年的那一间老房子。我刚进门，她张罗着给我倒茶让坐。
我说：“不用了，我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