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女人的心是水性杨花，荡漾飘浮，不可捉摸。一九七零年前后，两个女人在我身边的表现着实让我目瞪口呆。一个是花季少女，情态诱人却无果而终；一个是春日少妇，行为放荡而令人生畏。从此，我的心几乎凉到了冰点。我再没有勇气去追求异性。我仿佛患了恐异症，害怕落入女人设置的桃色陷阱。
偏偏在这个时候，偏偏又有一个女人，不声不响地闯入了我的生活。
每天晚饭后，我喜欢在宿舍里看看书或唱唱歌。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每天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女孩，或在门口站一会儿，或在床上坐一会儿，不说一句话，不露一点笑，不声不响地来，默默无言地去。我也并不在意她的来去，最多是歌不停口眼不离书地点一下头。表示我知道她的存在。
后来又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她来了也不坐也不站，看见床上有脏衣服臭袜子就不声不响地拿走，洗好，凉干，破了的补好了，折得熨熨贴贴地送回来，一声不响地放在我的床上。有时一声不响地坐一会儿，有时放下衣服就一声不响地离去。每次她送衣服来我都会说一声“谢谢”，可她仍是一声不响，只是有时回头一笑。
这个女孩叫黄兴国，年龄至少比我小十二岁，家庭出身与我相同。原本她也有一个幸福的家。父亲虽出身不好，却是国家干部。五十年代初，学校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老区建设，分配在江西省兴国县工作。一九五三年与家乡田心村一个地主的女儿，名叫胡桂花的结了婚，生有一女二男。
女孩是老大，借老革命根据地之光取名“兴国”。一家五口虽说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度日，有母亲胡桂花的勤俭持家巧划算，全家和偕团聚，生活虽然清苦，却也顺心。
但人有旦夕祸福。当兴国尚且年幼，两个弟弟还在摇篮襁褓中的时候，她的父亲突然病故了。父亲的英年早逝，给这个孤儿寡母的四口之家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而最大的难关就是生活无着。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带着儿女们回到老家田心村。
父方母方均为外部阶级，回到老家又能怎么样呢！为了生计，母亲只好拖着几个儿女与南山垦殖场二分场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工人再次结婚。这样全家就搬到了场里，不久，母亲又生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由于家境艰难，兴国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从此年幼的她就过早地担起了这六口之家的家务重担，挑水做饭洗衣打柴，样样都干。
这个父母双黑的家，从回乡的那天起，四邻八舍就没人正眼瞧过他们。她们一回家，村干部就把这个外来户划入了阶级异己的另册，剥夺了她们一家抬头做人的权利。后来进了场，尽管继父在旧社会是个苦大仇深的贫苦人。但场里并没有把她（他）们一家与继父同样对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家老少就象断了线的风筝，在风雨飘摇中挣扎、苦熬。甚至连累那个本是腰挺根正的继父也矮人三分。
不难想象，小小年纪的她饱受的辛酸知多少？遭受的折磨知多少？受到的创伤知多少？而她的母亲，自身难保，只能把出头的希望寄托在儿女们身上。她对儿女们倾注了全部的爱，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自然对他（她）们的行为动向倍加关注。
没过多久，母亲对兴国的行踪就有所察觉，便密切注意起来。有一天，胡桂花终于又发现女儿躲在床上专心致志地补一件衬衣。她走过去一把夺过衬衣严厉地问：“这是谁的？”
兴国不吱声。母亲生气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这是殷间的。”
兴国顶了一句：“是他的又怎么样！”
母亲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起来：“你这个小婊子，现在长大了就不听娘的话了……我不准你跟殷间来往！”
兴国毫不示弱地说：“殷间有什么不好？”
对于家庭出身，胡桂花有着切肤之痛。当年自己的出身和选择已经注成大错，无法挽回。现在，女儿又要走自己的老路，胡桂花怎能不坚决制止呢？兴国的一句顶撞，更让她怒火中烧。她将衬衫往床上一扔，冲着女儿，却压着火气语重心长地说：“殷间出身不好，难道我们还没吃够苦头吗！”
母亲的肺腑之言，母亲的监管怒骂，都不能改变兴国的初衷。胡桂花知道，同在一地，随时都可见面，光靠严管难以截断兴国同我的往来。于是她决定用最实际的办法，把我们隔开――她当机立断找到分场领导，要求调到最偏远的生产队去。
分场当然求之不得，当即拍板兴国全家调水塘头生产队。
其实，此时兴国与我并无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恋爱。在我的眼中，她只是一个小妹妹。对于她给我洗衣补衣，我只是把她看作一个勤快的乐于助人的好妹妹对一个老单身汉大哥的同情和尊重。她家要搬到水塘头去，最初也没引起我特别的注意，更不知与我有何相干。作为国营垦殖场，各生产队劳动力相互调动是经常的、正常的。
可是在兴国那边，母亲这一搅缠，反而起了催兵激将的作用。就在分场决定她家调水塘头的第二天晚上，我正在看书，兴国又默默地进了我的房间，坐在我的床头。这一回我察觉她坐的时间较长，神情也有些反常，就暂停了看书，回过头用一句最普通的话向她打了个招呼：“你吃了饭吗？”
她好象根本没听见我的话，却突然叫了声“殷间……”，然后犹言又止，沉默片刻之后，才接着说：“我要搬到水塘头了，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
她正了正身子，抬起头，望着我说：“要是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多好！”
这句话出自一个女孩之口，实在难为了她。可我当时并没有多想，也没特别在意，只是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并没有分开呀，我们还在一个分场，还可以经常见面的。”
她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站起身又默默地走出房门。此时，我对她的进出已是习以为常。虽然我觉得她好象心中有话，但我并没有作过多的猜测，仍继续看自己的书。
第二天傍晚，收工不久，我从食堂提了一桶水坐在床头洗脸洗脚。她又来了，就站在我的身边，问我今天换了衣服吗？我说没有。她不再说什么，却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塞在我的手里。
我说：“这是什么？”
她说：“你打开看嘛”。
我打开一看，纸条上写着两句话：“只要我俩心愿意，不怕旁人说是非。”
多么朴实，多么直率的表白啊！短短十四字，我已经看到了她那颗跳动的心，感受到了她那份炽热的情！她并没有离去，而是站着没动，看着我接纸条看纸条的全过程。她在我面前是那样的坦然和自信。我明白她是在等着看我的反应，听我的心声。
我没有说话，只是抬起头，仔细地打量她。我突然发现，站在身边的似乎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小妹妹，而是一个成熟的不能不让人心动的女人。以前，我们虽然天天见面，但我从未特别留意过她。只觉得她是个心肠好很懂事的女孩。而在此时，我的眼睛已完全被她吸引了过去，就象欣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仔细地品味起来—
她中等身材，苗条而不失丰满，略瘦而仍显精神；穿着朴素而整洁得体，毫不妆饰而自然素雅；一头乌黑的头发结着两条短辫，衬着那黑白分明的双眸，配着那薄云淡雾似的对鬓，散发出少女的鲜活与美妙。我想，她要是出生在红色人家，定是一朵众目仰视的山花。
此时，我的心里很矛盾，在经历了那么多感情挫折之后，对女人，我已不太敢去想了。但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孩是这么年轻，这么姣好，这么纯洁善良。面对这样一个女孩，无论如何我不能装糊涂伤害她，我必须对她有个交待，尽管这种交待是困难的。
我说：“我是个穷光蛋。”
她说：“穷怕什么，只要我俩同心，苦也是甜！”
“我比你大十多岁。”
“我知道。”
“你妈妈不会同意的。”
“我俩的事谁也管不着！”
我还想提醒她—我们的家庭出身。但我没有说出口，我怕伤着了她。
听她几句话，大胆果断，毫不含糊，完全抛弃了女孩子的那种优柔与羞涩。我仿佛觉得，站在面前的那里是以前的那个弱小女孩，分明是一位胜我十倍百倍的巾帼英雄。此时此刻，我怎忍心口出逆耳之言？有这样一个女孩站在我的面前，用这样一种坦诚表达对我的深情，我心里不仅感到一阵震撼，更充满了感激与钦佩，真想敞开胸怀表达我对她的那句心声。可是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正在我为难时，我的老搭当张明志进来了，我们的对话也就很自然地打住了。
第二天，她就与家人一道搬到了水塘头。
兴国有一个好朋友，是我们队长的女儿，名叫黎香莲，家住在从分场到水塘头之间机耕道旁的一个山坡上。兴国搬到水塘头后，她就当起了我们俩之间的联络员。如果兴国想见我，就通过香莲告诉我幽会的时间地点。而每次幽会香莲还必须跟着我同去，因为我们的行动是瞒着兴国的妈妈和她全家的，需要有一个中间人暗中引线搭桥。
我们常在兴国家前面的一个小山坡下会面。每次我与香莲来到这个山坡下，先由香莲装着去兴国家探友，然后兴国以送香莲为名来到山坡下与我见面。兴国的妈妈盯得很紧，我们每次会面最多不过半小时，有时没多久她妈妈就站在门口大声唤她回去。
其实对这样的约会我心里很矛盾。因为横亘在我们两人之间的障碍太高太高，高得让我们无法逾越。我担心我们不会有好结果，如果陷得太深，一旦事与愿违，对她对我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可我又不得不去，一是我不忍心让她失望，二是我难舍她的那份真情。一个年近而立的独身男人，面对一个妙龄花季的少女，虽然心里尚有顾虑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