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消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随着陶铸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当即取而代之。
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中央文革”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扩大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十二人。
“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就这样，“中央文革”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内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这八篇讲话是：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终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的报纸，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笔者仔细查阅了“文革”期间的报纸，从各种报导中的排名顺序，勾画出江青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历程。
最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排名第二十五位。那篇报导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
说实在的，在那么多的老帅、那么多的老革命之中，江青能够挤到第二十五位，已经算很不容易的了。
一年多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在《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升至第十七位：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导中，江青迅速地升至第九位：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
在江青之后是“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的新贵们，超过了老帅们。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地位显赫，一下子升到第六位！
报导是这么写的：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这里所开列的，自周恩来起至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江青，跃为中共第六号人物之际，她尚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报导的“笔法”是颇为奇妙的。
在开列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单之后，接着是“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长长的名单。此后才这么写及：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这时，江青虽然名列第六，但她的实际职务还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对于江青来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至为重要的，在这次会议上，她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在党内有了正儿八经的职务。
会议公报上是这么写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虽然那“按姓氏笔划为序”，回避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真正序列，但是关于中共“九大”的两次新闻公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四日），都点明了江青排名第六位：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江青之前的五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实际上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她进入常委，过分的显眼了。
江青终于步上权力的峰巅。她是一个权欲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