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得知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已无法“缉拿”，便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刊登，进行反间。
当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陈云看见启事，当即派人前往申报馆，送去《伍豪启事》，要求刊登，以驳斥那个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馆不敢刊登。几经交涉，才于二月二十二日在《申报》上登一“曲笔”广告：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表明“伍豪”已送来另一则“广告启事”，只是“手续不合”，而“致未刊登”，间接地否定了那则伪造的启事。
三月四日，《申报》刊出“周少山”启事。那是中共临时中央借助于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终于得以公开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常用别名。这则启事“构思”颇为巧妙，声明那个发表“脱离共党启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来！采用如此巧妙的行文，终于以“合法”的面目，在《申报》上登了出来，以正视听。
与此同时，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报《实报》，刊登《伍豪启事》，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出许多国民党走狗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伍豪事件”有关消息，传入江西中央苏区。二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声明：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①
①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当时的这一声明，把那个伪造的启事痛加驳斥。因此，毛泽东本人，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清清楚楚的。
另外，当事人康生、陈云对此事也是清清楚楚的。
“伍豪事件”，也就随风而逝，变态了历史，只是偶尔还提及一下：
比如，国民党特务黄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受审主导时供称，伪造伍豪启事，“丝豪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黄凯道出了伪造伍豪启事的本意，除了离间周恩来之外，还在于企望中共党员们来自首——怪不得那伪造的启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壮气势！
此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生曾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下这样的话：
“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
“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的事。”
在“文革”中，江青忽地借红卫兵之口，做起“文章”来，使周恩来不能不认真对待——尽管那伪造的启事真相早已大白，但是落在江青手中，说不定会弄出什么风波出来，如同当年巴和律师启事中所言“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周恩来深知，江青便属“不肖之徒”，她能制造伪证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难道就不能利用那启事把他也打成“大叛徒”？！
江青果真不死心。一九六七年十月，她在钓鱼台对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指道：“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江青这话，透露了她整周恩来之心。这里“材料”何时抛出，要看“形势”了。
也就在这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列入了《抓叛徒》简报之中。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选择派头头刘和德，把有关诬蔑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密封交给了吴法宪。
种种迹象表明，江青仍要用那伪造的启事，耍弄阴谋诡计。
周恩来不能不提防。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嘱工作人员把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以备日后还击江青之用。
果真，此事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起风波。这天，北京大学“六四○六信箱”某学生给中央写信，重提“伍豪事件”。江青又借此攻击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致函江青，告知她已将有关报纸以及他给毛泽东的信件拍照存档，还强调指出：
“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①
看了周恩来的信和那个北京大学学生的信，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如下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②
毛泽东的批示，一言九鼎，为平息“伍豪启事”风波起了“最高裁判”的作用。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
“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很不容易。”③
①②③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一九八三年）。
考虑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拟在一定范围内，让周恩来把事件的前前后后讲一讲，只是当时诸事繁忙，耽搁下来了。
由于毛泽东已作明确表态，连谢富治和康生也讲了实话。
谢富治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病死的。据其家属记载，谢富治病重期间，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曾说：
“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象。”
康生也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口授一份记录：
“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重要的当事人之一陈云，在“文革”中“靠边”。自一九六九年起，陈云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教育”。①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比陈云才终于得以离开南昌，返回北京。
①叶永烈，《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陈云在江西》，《知音》一九九二年三期。
一回到北京，陈云便参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所谓的“伍豪启事”。六月十三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会上说道：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下书面证明：
“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
会后，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没有得以贯彻，周恩来的录音带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并未发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周恩来深知，江青仍可能“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病重，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仍牵挂着此事。周恩来要来他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报告的记录，在记录稿的第一页上，用颤抖的手写下：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进入手术室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周恩来在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
第十七章 步步高升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中央文革”这么个怪物，在中共党章上，在中共党史上，从未见过的组织，却在“文革”中无限膨胀起来。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