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江青给《人民日报》社打了电话。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报社恭候江青的到来。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九期，说毛泽东主席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周扬以为，《人民日报》转载这样的文章不合适，建议改由《文艺报》予以转载。
于是，《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还加了由主编冯雪峰所写的编者按：
“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
“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的一封信，震荡着中国的知识界。这天，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士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引者注：除山东《文史哲》九月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外，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予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一记猛掌。
才隔了一天，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召开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严厉批评《文艺报》。
紧接着，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贯彻毛泽东指示。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由俞平伯又牵扯了胡适，全国又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毛泽东的信，表示对于“小人物”的挑战精神的支持，表示对于学术权威的见解可以开展讨论，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对“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学术意见作出了“裁决”，这显然不妥，特别是那时形成了一边倒。对俞平伯全盘否定，并扣上政治性的大帽子，实际上是一种“左”的倾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九八六年一月，借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出面，作了一番讲话，对一九五四年的那场批判，重新作了评价。
胡绳指出：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我们党坚持四项原则，按照四项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一九五四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一九五四年这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便是江青。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也是江青。江青跟周扬等人的三番较量，她克敌制胜的“王牌”，便是借助于毛泽东的权威。这三番较量，是她参与中国政治的尝试。她都得胜归朝！
毛泽东的信中，回溯了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这使周扬意识到：江青不可小视！
第十一章 又入云雾
“政治夫妻”
江青在第三次“露峥嵘”——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又处于云遮雾障之中了。
江青从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后，是因为她再度犯病了。
她定期作身体检查。这一回，全身检查结果，表明心肺正常；肝胆正常，血液正常，肠胃消化稍弱。然而，在作妇科检查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认为，子宫颈口长期糜烂发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长肿瘤，需要进行治疗。
肿瘤？癌症？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她，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
性命第一。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搁在一边，忙着治病保命。
她再一次要求去苏联治疗。保健大夫为她写了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同意。
于是，她第三次飞往苏联，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据朱仲丽回忆，苏联大夫检查后，只怀疑江青可能患子宫颈癌肿，但不能确诊。苏联大夫建议她休养一段时间，进行观察。
她在苏联住了些日于，仍不能确诊。江青无奈，只得回国休养。
回国之后，国内的大夫又对她的病进行会诊。大夫们的结论是“子宫癌肿”，建议她作子宫切除手术，这样可以达到根除的目的。
“一个女人怎能没有子宫！”江青坚决反对作子宫切除手术——原本这是妇科常见手术，对身体并无太大的损伤。
不能作子宫切除手术，那就只好进行放射治疗。如朱仲丽所说：
“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吃了大亏。她采用放射治疗，致使全身虚弱，白血球减低，出现许多后遗症，休养了好多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至少她少做了不少坏事。”
不过，她总以为苏联的医疗水平比中国高，她需要苏联医生的确诊，而且希望到苏联进行放射治疗。
于是，中国大夫带着她的病历、病理切片专程飞往莫斯科，和苏联大夫一起会诊，最后，决定请她来莫斯科，作放射治疗。
这样，江青第四次飞往苏联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初致宋庆龄函中，提及了江青“到外国医疗”。原文如下：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苏联大夫精心治疗她的病，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经过钻放射治疗，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把她的子宫颈瘤彻底治好了。
经过疗养，江青的白血球数也回升到五千。
经过复查，江青已经康复，可以回国了。
在回国前夕，如朱仲丽所忆：
“她提出如何预防的问题，又提出将来再并发其他疾病问题。教授都详细地一一解答了，还告诉她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她马上干脆地答道：‘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
其实，江青和毛泽东感情的淡漠，不光是因为她患了妇科病。
早在她患病之前，就连吃饭，她也跟毛泽东分开了。
如李银桥所忆，那是江青过分挑剔饮食之后，毛泽东发话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从此，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仍各吃各的菜！
“骄杨”风波
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
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