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团返京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最后经毛泽东修改，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载，然后出版了小册子。
《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调查记》完全否定了武训其人，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电影《武训传》。
平心而论，电影《武训传》在那样大动荡的岁月中艰难地拍摄，就影片本身来说，确实显得粗糙，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然而，孙瑜、赵丹都是左翼电影工作者，用意是好的。倘若考虑到影片的历史原因，不应该那样粗暴地对影片大加鞑伐。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左”的思潮的初露头角，后来日渐发展，直至“文革”恶性膨胀。
一九八五年，当“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之际，胡乔木作了一番讲话。讲话中由陶行知谈及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这番话，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当年批判《武训传》所持的否定态度：
一九五一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电影是在党和进步文化界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的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①
①《党史通迅》一九八五年十二期。
江青对于批判电影《武训传》颇为得意，“锁在云雾中”的“奇峰”，终于“偶尔露峥嵘”。她借助于毛泽东权威，一下子使周扬、夏衍这班当年她的上司纷纷检讨，使那个给唐纳写诗的陶行知长眠地下也不得安宁，使赵丹也尝到她的厉害。她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实际上成为这个调查团的领导。她开始探头探脑，越出“约法三章”的禁规，尝试着干预政治了。
笔者在采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上海科学院副院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的汪酞教授时，他谈及有趣的一幕：
汪猷之妻李秀明，是李淑一的胞妹。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苟，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来沪时，接见上海知识界人士，汪猷在座。那天，赵丹亦在应邀之列。当赵丹进来时，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他来，说道：“你不就是演《武训传》的赵丹吗？”不料，毛泽东此言，使赵丹顿时满脸通红——因为电影《武训传》正在挨批！毛泽东迅即发现赵丹的尴尬之状，哈哈大笑起来，四座皆笑。赵丹亦笑，在笑声中赵丹解脱了窘境……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在初次“露峥嵘”的那些日子里，江青显得那么忙碌。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江青点名批判了电影《荣誉属于谁》。
九月初，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江青点了副部长周扬和胡乔木的名，说他们“抗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九月六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江青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表示支持。
十月，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经她在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做了“大量调查”，发现周扬在领导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建议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先开“小型整风会”。会上，江青尖锐地批评了周扬。会后，周扬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益发对周扬耿耿于怀。无奈，在十二月，周扬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电影《武训传》作检查。
一九五二年初，江青建议“武训历史调查团”就调查所得的材料，创作京剧《宋景诗》。
就在江青一次次抛头露脸之际，在一九五二年二月，这江上“奇峰”忽地又“锁在云雾中”了！
江青由前台退回幕后，其原因是她忙于批判《武训传》，太“伤神”了，以至累倒，终日发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马上组织大夫会诊。这一回，她倒是真的有病。经大夫诊断，她患慢性胆囊炎。
虽说这是常见病，北京的医院完全可以为她治疗，不过，她仍要求去苏联动手术。
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这样，一九五二年八月，她飞往苏联，又住进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别墅。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她以为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追悼会，结果毛泽东没有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苏的是周恩来。
江青在苏联休养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五三年秋才返回北京。
回国之后的江青，继续休养了一段时间。这时的江青，已是一副养尊处优的派头。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所忆：
“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里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
“她变得有些娇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她又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江青慵懒地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张天义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接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他说，过去我们做事，江青常常说，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能做。现在呢？越来越习惯于指手划脚：你去干什么干什么，给我做什么做什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她不常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而是住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那新六所，是一九五○年新盖的六幢小楼。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毛、刘、周、朱、任，每家一幢，另一幢工作人员居住。她的爱好是看电影，打扑克牌，跳舞，也看点小说。
就在她小病大养了两年多之后，忽地又一次“露峥嵘”……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发表了署名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据江青对美国维特克说：“这篇文章被我发现了，就送给毛主席看。”
一下子，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俞平伯，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人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二二年就写出了《红楼梦辨》一书。一九五二年，他修改了此书，改名《红楼梦研究》。一九五四年三月，他又在《新建设〉第三期上发表《红楼梦简论》。
两个“小人物”，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着手写文章，批评俞平伯。
这两个“小人物”，便是李希凡和蓝翎。
李希凡，本名李锡范，当时二十七岁。他是北京通县人，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学习。
蓝翎，本名杨建中，当时二十三岁。他是山东单县人，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跟李希凡是同学。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员。
两位“小人物”写出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试图投寄给《文艺报》。他们先给《文艺报｝）去信，询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们求助于母校，他们的老师表示支持，把他们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九月号k。
江青读过的小说不算多，但是《红楼梦》却读过几遍。她对h时）克曾说过：
“‘《红楼梦》我读了多少遍记不得了，大概七遍以上。到延安之前看了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太惨了。毛泽东主席批评我，你这么不成话，一部书都看不完。不过说老实话，后面的文字也确实不好，看到林黛玉死就差不多了。
江青很有兴味地读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大为赞赏。她把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也以为不错，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不过，毛泽东以为自己直接给《人民日报》下指示，要他们转载，似乎过于郑重其事。他让江青出面，转告《人民日报》。
于是，江青给《人民日报》社打了电话。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