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贵霜帝国中心地区，文化艺术很兴盛，犍陀罗艺术主要指贵霜时期的佛教艺术而言。因其地处于印度与中亚、西亚交通的枢纽，希腊文化对其影响较大，因此犍陀罗地区的佛教艺术兼有印度和希腊风格，故又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犍陀罗艺术对南亚次大陆本土及周边地区的佛教艺术发展均有重大影响。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佛教兴起后的数百年间，并没有佛像概念，也就是没有“偶像崇拜”的现象，凡遇需刻佛本人形象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作为象征。1世纪后开始有了佛像的创作。在犍陀罗地区，佛像的制作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造于1世纪中叶，佛的脸型、衣衫皆有浓厚的希腊特色。
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已成功地融汇印度、希腊风格于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带有胡须等。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贵霜王国首都富楼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犍陀罗的佛塔建筑也有较大发展，对印度原有的窣堵婆式圆塔做了较大改动，基座层级加多加高，圆塔本身变为基座的一层，上部伞盖亦加高增大，从而成为高耸入云的佛塔。
3世纪后，犍陀罗艺术逐渐向贵霜王朝统治下的阿富汗东部发展。5世纪时，犍陀罗本部因贵霜帝国的瓦解而衰微，但阿富汗的佛教艺术却一直繁荣到7世纪，此即后期犍陀罗艺术，亦称巴米扬艺术，主要代表有巴米扬佛教遗迹、哈达佛寺遗址、丰杜基斯坦佛寺遗址等。这个艺术流派除继承犍陀罗艺术固有风格外，还较多地吸收了印度本土的传统，佛像脸形趋圆，衣衫变薄，并将印度的石窟建筑和巨型造像结合起来创立石窟佛像综合体。
犍陀罗艺术对中国新疆、敦煌、云冈的佛教艺术有重大影响，另外，犍陀罗式佛塔也经中亚传入中国，和中国固有的楼阁形式结合，形成常见的多层宝塔。
注释6：
“一向一揆”是日本佛教史事件。
“一向”指一向宗，也就是净土真宗，简称真宗。他们认为佛的“真实之教”是《无量寿经》，经文中有“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因为净土真宗以一向（专心）念佛为宗旨，所以被其他宗派称为一向宗。
“一揆”是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意思，意为真宗起义或真宗暴动。
日本古代不少佛教宗派拥有僧兵，为了保护寺产或与别的宗派以至官府争权夺利，经常发生武装冲突。比如，1570年，真宗的信徒以石山（今大阪）本愿寺为基地，同幕府织田信长的军队进行了激战。
正文 第93节：（93）
注释7：
青州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在古代是水路和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自西汉青州设刺史到明初，都是山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1996年10月，在青州某学校操场施工工地，发现了呈3层堆放的佛像窖藏。窖藏东西长8。6米，南北宽6。7米，出土佛像500尊左右，质地有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铁、木、陶和泥塑等7种。有些佛像带有纪年，从北魏永安二年（529年）到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佛像破坏严重。
青州佛像出土被评为199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注释8：
指中国佛教史上“毁灭佛法”事件，佛教徒一般称为“法难”。大的灭佛事件有四次，即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史称“三武一宗”。
注释9：
中国青州佛像造像展于2003年3月18日在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开幕，当时，中国驻美大使也参加了开幕仪式。展览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当时新华社华盛顿电）
本处的数据来源于新闻资料。
注释10：
很多佛教造像中，佛像并不是独立的躯体像，而在其身后雕有平面或其他样式的“屏”，用来表现佛菩萨身上闪耀的佛光。常见于北魏至东魏的造像中，是最早从中亚传入的中国造像样式之一。
背屏是佛教世界里众神不同于凡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也成为一个表现佛教世界的载体，在许多背屏的上部都用浮雕手法精细地刻画出飞天等形象。
注释11：
近代汉地寺院通行的日常课诵，是明末逐渐统一起来的，一般来说有“五堂功课”、“两遍殿”之说。“早殿”中念诵《楞严经》为一堂功课，念诵“十小咒”和《大悲咒》为一堂功课。“晚殿”中有三堂功课，分别为：诵《阿弥陀经》和念佛名；礼拜八十八佛和诵《大忏悔文》；放蒙山施食。
十小咒分别为《如意宝轮王陀罗尼》（观世音菩萨法门之一）、《消灾吉祥神咒》、《功德宝山神咒》、《佛母准提神咒》、《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阿弥陀佛法门之一）、《药师灌顶真言》、《观音灵感真言》（观音法门之一）、《七佛灭罪真言》、《往生净土真言》、《天女吉祥真言》。
注释12：
蒙山施食是中国佛教某些宗派寺庙的主要晚课和超度法事之一。
蒙山本是四川名山县的一个地名，在北宋时，西域僧人甘露法师居于此处，他从显宗经典和密宗诸部论典中选辑真言咒语，辑成《施食仪》和《大忏悔文》，作为佛门施食的仪规，相传至今。因为甘露法师常住于蒙山，所以后人将他所集成的仪轨称为“蒙山施食仪”。
蒙山施食的对象为饿鬼道众生，按佛家的说法，他们因前世的恶业轮回到饿鬼道，受饥饿的痛苦果报，所以要施食超拔他们。施食的目的，既可以超度亡者，也可令饿鬼道众生受持三皈，得到解脱的大利益。
注释13：
金刚杵，梵名音译伐折罗、伐阇罗等，又叫做宝杵、降魔杵、杵等。原为古代印度的一种武器，由于质地坚固，能击破各种物质，故称金刚杵。后来被密教吸收为法器，用它来象征摧灭烦恼的菩提心，意可断除烦恼、除恶魔，代表佛智、空性、真如、智慧等。
金刚杵以独股、三股、五股为常见，分别象征独一法界、三密三身、五智五佛等。
注释14：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介绍和考证了许多来自南亚的药物，并广征佛书，给其中许多药物注释了梵文译名。比如，《草部》卷十七“曼陀罗花”条，李时珍说：“《法华经》言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曼陀罗，梵言杂色也。”又如，《草部》卷十二“仙茅”条，说其又名婆罗门参，“梵音呼为阿输乾陀”。
注释15：
“明”是梵文的音译，意为“学问”。“五明”是佛教教授学徒的五种学问。
据《大唐西域记》卷二：“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五明”包括：（1）声明：语言、文字之学；（2）工巧明：即工艺、技术、历算等；（3）医方明：药石、针灸、禁咒等治疗之学；（4）因明：思想辩论规则之学，也可理解为逻辑学；（5）内明：阐明佛教自宗之学，即“内学”或佛学。
注释16：
印度医药学向西藏传播主要是通过佛教的途径实现的。当时，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的僧人到西藏传法，往往带去医药学知识。一方面是当时的佛教大师基本上都精通医术，他们到西藏后，也经常借助于医药扩大信徒队伍。另一方面，印度的一些医学文献也被他们带到西藏。事实上，藏传佛教各教派也都有各自卓越的医学成就，比如，宁玛派历代就有行医的传统，创始人素尔波且的养子素尔穹享受“拉结钦波”的头衔，其意为“大医师”。
正文 第94节：（94）
注释17：
烦恼，教义名词，是梵文的意译，也译作“惑”。是佛教所说扰乱众生身心使发生迷惑、苦恼等精神状态的总称。《大智度论》卷七中说：“能令人心烦，能作恼故，名为烦恼。”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常口语里说的“烦恼”是指精神状态，而引发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才是佛家意义上的“烦恼”。也因此，“烦恼”在佛家中，是被认为“苦”的直接根源。
“垢染”一词也与之类似，并不是日常语言中“不干净”、“脏”的意思，而是指与佛教宣扬的宁静、“涅槃”境界相对立的一切状态。举个例子来说，某人很爱干净，衣物洗了又洗，有了“洁癖”，可“执著”于此，那么，他的内心中对“干净”还是“放不下”的，这依然被视作“垢染”。佛家有名句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这个意思。
注释18：
南朝梁吴平忠侯萧景（477年—523年），字子昭，梁武帝叔父萧崇之之子，梁武帝的堂弟。萧景死后，初葬于江夏，后迁葬建康（今南京）。萧景墓石刻位于南京栖霞镇十月村农田中。墓前现存石辟邪1，石柱1。神道石柱是南朝石柱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件。柱额上刻“反左书”字：“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楷书。此石柱是研究南朝石刻艺术的重要文物。
注释19：
鹿野苑亦称“仙人论处”、“仙人鹿园”等。佛教圣地。属中印度波罗奈国，在今瓦拉纳西城西北约10公里处。传为释迦牟尼成道后最初说法（即“初转法轮”）的地方。
注释20：
反切注音法，中国古文字的注音方法，简单地说，是用两个字的声母和韵母拼成读音。例如，《广韵》“冬，都宗切”，就是用都的声母、宗的韵母和声调为冬注音。反切的产生，是为了补救“读若”、“直音”等注音方法的不足，是汉字注音方法的巨大进步，标志着汉语语音学的开始。
据历史学家范文澜研究，音韵学开始于东汉末年，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其声明学为汉语引入了反切这种注音方法。反切法的基本原理与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