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献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
建安之后，海内大乱，京邑焚烧，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此乃世之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九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
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言：“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圆下方。”郑玄同之。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太室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在，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璧雍。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铭》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雍。
夫帝王作事，必师古昔，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馀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达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弘等学不稽古，辄申所见，可否之宜，伏听裁择。
上以时事草创，未遑制作，竟寝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弘上议云：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钟，皆是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辩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还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王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钟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
上曰：“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馀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大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熹平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京房之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
又议曰：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悬，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上甚善其义，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事在《音律志》。是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事在《礼志》。上甚敬重之。
时杨素恃才矜贵，轻侮朝臣，唯见弘未当不改容自肃。素将击突厥，诣太常与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门而止，素谓弘曰：“大将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