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对话是传记文学底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项羽本纪》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和项梁往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这是两个人底对话。项羽要杀宋义，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其后鸿门之宴，项羽、范增、项庄、沛公、张良、樊哙，都有说话，文字非常生动，尤其是樊哙入见的一段，项羽按剑说：”客何为者？“这是问樊哙的，偏偏樊哙不答，张良说道：”沛公之骖乘樊哙者也。“项王才说”壮士，赐之卮酒“，这又是吩咐侍从了。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使人感觉异常地活跃。
这个写法，在小说家手里，成为最好的工具。现代传记文学家也常时采用这个写法。但是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是有根据的对话，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难。从前人记对话，往往不用活的言语，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应泰记严世蕃下狱以后，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计议的一节：阶固已豫知，姑问稿安在，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日：“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日：“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日：“死不足赎。”“然则，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日：“用杨、沈正欲抵死。”徐阶日：“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法的。明白一点说，从前人把白话翻成文言，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白话。这一类翻译的方法，在经史方面有相当的根据。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驩兜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儯Чぁ！墼唬骸坝酰惭杂刮ィ蠊咸臁！闭馐且欢乌登赖奈恼隆Ｌ饭宓郾炯捅阃耆墓耍颐强吹健耙⒃唬骸彼伤炒耸拢俊O兜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过一番翻译工夫，文字便非常地通畅。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么看到我们把谷应泰底文言，翻回白话，一定不会感到诧异。
在把文言翻回白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而不是翻成现代人常用的语言。我们对于明代人底说话，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人不会用现代特有的语汇，不会用现代变质的文法，不会用现代稗贩的幽默。在这几方面加以注意，也许可以得到明代人说话底大概。稍为困难的是明代帝后底说话。封建帝后早已随着时代而消失了，我们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触。他们是和普通人一样地说话吗？还是同剧本所写的一样，平时也是称“孤”道“寡”吗？从我所见到的，大致他们还是和普通人一样。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说过：“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遵守慈谕疏》）神宗自己也说过：“我一时昏迷，以致有错，尔等就该力谏乃可。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我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我，我今改过，奸邪已去。”（奏疏九《处治邪佞内臣疏》）这都是极普通的说话，我们可以从此看到帝后说话底大概，在叙述对话的时候，也有一个根据。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间留下许多对话的记载，如《谢召见疏》、（奏疏二）《召辞纪事》、（奏疏七）《召见纪事》、（奏疏八）《召见平台纪事》，（奏疏九）《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奏疏十一）在记载底当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对话写成文言的时候，但是最大多数都能保存当日的语气，即如《谢召见疏》记隆庆六年六月间居正奉召入朝以后，神宗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其后居正奏请遵守祖宗旧制，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神宗答称：“先生说的是。”居正再请神宗慎起居，节饮食，神宗说：“知道了。与先生酒饭吃。”在这许多地方，我们看到当日的语调，正是最有价值的记载。
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记的说话，有时虽写成文言，其实文言和语体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而在说话之中，为求语言的简练，常时有由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授课的时候，教师有时采取近乎文言的语句，以便学生笔记，正是平常习见的事，何况奏对之时，更觉“天颜”咫尺，不许冗长烦琐呢？
这本书的大体计划，是在一九四一年决定的。次年春间，写成“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今年春间，重行写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四种、第五种。在这几年之中，一切剩余的时间，都消耗在这本书上，实际著笔是从今年一月三日开始，八月六日终了，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六种。
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史学，发源于经学，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纪模仿十二公，七十列传模仿公羊、谷梁。“传”底原义，有注底意思，所以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七十列传只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纪或其他诸篇的人物，加以应有的注释。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几年以来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底学力，仅仅达到这个阶段，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底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是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法显行传》记法显经过沙河底一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惟有踏着前人底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底努力，对于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我应当趁这个机会，对于远方的两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入国，绕到抗战底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家事底处分，儿女底教养，以及环境底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底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一个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底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底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底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现正在作一次国外的旅行。我们底认识远在三十余年以前。我们曾经共同受过小学教师底训导，共同听过泰晤士河底波声；之后，在同事十余年之中，又共同欣赏过东湖的初月，乐山的暮钟。在我们同事的中间，他底著作，我都曾经看过；我底作品，也没有一本不曾经过他底商订。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计划，曾经和他讨论。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的鼓励，不少的协助；但是以前因为时常见面的关系，没有感觉致谢底必要。现在我得告诉他，万里波涛的重洋，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
努力啊，我愿有更好的成就，报答一般友好底关切。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朱东润自序于重庆柏溪寓斋。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宋恭帝德祐二年，临安陷落，皇帝成为俘虏。宋代遗臣立益王昰为帝，改元景炎，继续斗争。景炎三年帝昰死了，他们再立卫王昺为帝，改元隆兴。整个的斗争，开始向南转进，南宋王朝底根据地，剩得海南岛底一角。是年，文天祥底孤军失败，天祥也成为俘虏。隆兴二年，崖山的斗争又失败了，陆秀夫抱帝昺投海。张世杰还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斗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