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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种恐怖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一个种族的人对另一个种族的人所采取的行为。大猩猩不会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来，把它们关在草席棚里，并浇上汽油，点起了儿而且笑个不停。大猩猩虽在白天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但不会去看别的雄猩猩进行交配而从中取乐，也不会等在隐蔽的地方轮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会在完事后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内。
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奸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伙站在一旁。
这些事件，本来不应通过创作来反映。因为那很可能被认为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所设计的。不，这些事件只能应由中国战争和日本帝国军队的相当可靠的考证史才能反映出来。它只有成为历史性记录和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可信。创作是不可信的。我们对这些事件只能谈这一些，因为我们不是搞历史的，而是搞创作的。可是，我们对一种现象发生了兴趣，而这种现象，深深地隐藏在日本人的人种心理学研究和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难以理解的诸领域内……这些事实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传统的日本帝国军队在世界人民面前竟不知羞耻地一起脱下裤子，进行自渎行为，同时让自已只想在南京这个遥远的亚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来说明这一事实才好呢？如何说明日本帝国军队才好呢？——如何说明其精神，如何说明其意识形态，如何说明其战术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说明消化不良的西欧军国主义与同样消化不良的中国儒教——在中世纪的结构上不彻底地移植于日本自身的封建神道——相结合呢？日本的军官们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日本的士兵们对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们要继续这样干？他们能够制止这样干吗？或者他们愚蠢地想起恐怖战术，甚至奖励或强制士兵这样干？
如果这样，问题也许非常复杂了。所谓缺乏强制性的纪律，不能确切地说明那种轻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夺、缺德和兽性行为。
林语堂对日本军的暴虐，在理解上，悲愤之余可能也多少有些夸大。然而，该小说的日译者竹内好对此说：“我一面翻译这部小说，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住笔。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即使有些夸大或歪曲，但当我想到中国民众所经受的悲惨遭遇，就没有勇气提出意见去纠正它。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实在觉得难受，很想转移一下视线，但终于抑制了这种心情。”（日译本，第三二六页）
在日华战争开始后就在中国充分看到日本军的所作所为的埃德加·斯诺，也就日本军的野蛮性问题叙述如下：
任何人种，在战争时往往很容易出现野蛮性。但即使承认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像日本军队那样将人格堕落的形象深刻、彻底而有组织地暴露出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亚洲而战》）。
还有，如前所述，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马尼拉的暴行事件是在陆军中央部的命令下发牛的，但对胆敢犯下这种暴行的日本人的心理状态，指出如下：
虽说有上级命令，但能够干下这种令人可怕的罪恶行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们出生在日本国内各县、各城市，而且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双亲和教师们现在仍生活在日本。他们的兄弟姐妹现在仍同我们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同我们每天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值得惊叹的事实，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人们所要经常感到苦恼的课题（永芳隆：《长崎之钟》，附录，第一九五页）。
这些发言都严厉拒绝这样的观点，即以战争中的普遍残酷性抹去日本军在南京和马尼拉的暴行。
集体犯罪果真是日本人的原罪吗？
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作田启一和高桥三郎的看法，它反映在载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号《展望》杂志上题为《我们内心的战争犯罪者》那篇文章里。这篇稿子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太平洋战争末期，驻屯在冲绳石垣岛上的日本海军警备队曾屠杀三名美军飞行员。作者在详细介绍这一事件经过后，并就日本人的集体犯罪问题断定如下：“我们日本人，作为单个的人，决不愚蠢，也不残酷。但如果一旦卷入了某种集团，我们就会像狂人一样行动。同集团采取一致行动，有时成为我们的长处，然而由此也会产生难以救药的愚蠢。……集体犯罪是日本人的原罪。据我们推测，日本人对集体犯罪根本没有免疫力。”（作田启一：《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第一○六至一○七页）
即使纳粹德国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不值一谈，但它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无论什么地方的军队，都有集体犯罪行为。要是说原罪，自然，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原罪。不过，关于日本军队在后期的道德性问题，有必要从社会学的、历史的、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当时中野好夫已在论坛时事评述中指出了这一点（《每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号文化栏）。中野好夫说：“笔者们怀疑这也许是日本人的原罪。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我总觉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日本人的原罪，就像社会上人们经常议论渎职的议员那样，斩首、刺杀等行为已成为军队的一种习惯，而战争末期的日本军队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对此，笔者们也承认石垣岛事件是“日本军队制度上的结构与一时的群众心理相互补充和强化而出现的惨状”。对于日本军队的末期症状，似乎尤其需要作“军队社会病理学”的诊断。
诚然，日本的现代军队——中野称之为“末期的日本军队”，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残酷的程度，后来越来越厉害了。
作田提到的是，在冲绳发生的日本军对美国兵所采取的暴行事件，冲绳，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所犯下的暴行在那里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日本军在冲绳决战时集体自杀。据说当时该岛有几个守备队长要求岛民集体自杀。
但从庆良间群岛的渡嘉敷岛事件看来，事实真相是命令岛民玉碎的与其说是驻屯部队毋宁说是岛上的警察和村长要岛民自发地集结到玉碎场。对此，有个岛民作证说： “村长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 安里警察是本岛（冲绳本岛）的中城村人，也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日本军在中国施加了暴行，如果一旦失败，情况将会怎么样？那是一清二楚的啊！”对此，谷川健一说：“在支那事变时，安里警察和古波藏村长都是现役军从而且是同一时期的。他们亲眼看到日本军抓走了中国居民，杀死男的，奸污女的。从日本军对中国居民的犯罪行为看来，他们对美军也采取了同样的举动，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冲绳的日本兵》，载《展望》，一九七一年八月号）
渐趋堕落的日本现代军队
在明治维新的变革中诞生的日本现代军队，似乎从某个时候起就已渐趋堕落。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畑俊六大将接替松井石根大将担任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说：
“说起来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在日俄战争中也没有听说发生过掠夺和暴行之类的事件，而在这次战争中却发生了若干暴行事件。……我这样认为， 这难道不是日本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比日俄战争的时候差了吗？ ”（《南京屠杀确有其事吗？》，载《丸》，一○六号：《大陆军战史》）
畑大将认为，日本兵对待战场上的民众和散兵，其态度，在日俄战争与日华战争相比时有天壤之别。 对此， 在“华中方面军”担区副参谋长职务的武藤章中将（当时为大佐）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检事审问书中说：日本军队胆敢施加暴行，那是从一九一五年出兵西伯利亚时开始的，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时，“这种暴行在日本陆军中没有先例” （《远速》，一五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七三页）。
可以这样理解；畑和武藤两人所说的日本军队之道德败坏，一般是从日俄战争以后开始的，其显著表现是在出兵西伯利亚时。这一事实，自然同日俄战争以后出现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直接相关，两人的发言是引人注目的证词。
这种道德败坏，不只限于士兵。似乎在师团长以下的全体军官中也都能看到这种情况。松井石根大将在同花山信胜谈话时，对师团长一级道德败坏问题激烈地指出。“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参照本书第二二七至二二八页）
如前所述，畑和武藤两人就日本军队的军纪败坏倾向所提出的证词内容，考虑到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有关，但是否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好像还是个问题。
我对畑和武藤两人所说的话，一开始就产生若干怀疑。因为在中学生时代，通过军事教练的教师、退伍老军官所谈的亲身经历，曾听到过当年暴行的事实。我又通过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战争》一书，看到了当年在台湾发生的有关暴行的照片，
那是他从他父亲家永宜太郎——一八九五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委以陆军步兵少尉而前往台湾赴任——少将的遗物中发现的。
其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