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下令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以批准他的这—系列行动。而在大会举行之前，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将负责实施领导。
张并没有公布他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他未同他亲自选定的委员们商量，为的是不想使他们感到难堪。同时，这样也就不会遭到公开拒绝而使他自己陷入窘境。这份名单迄今从未公布，仍然收藏在他那些得势的对手的文献档案中。看过这份名单的人说，没有被张任命为中央委员的人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博古。但他保留了大部分军界要人，包括朱德、彭德怀和林彪，还有各军团的最高指挥员。他还任命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是位有争议的亲苏派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一直住在莫斯科。当然，张把自己所有主要的军政同事都塞进了他的中央委员会。
在被任命为张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位知道名单的人。这个人就是朱德。朱德是张的随行人员中一个受控制的将军，名义上他是所有部队的总司令，但很快就被搞得有职无权了。
张国焘究竟是否图谋除掉朱。简单地说，是否试图把朱杀掉，对此事五十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
北京保守的党史专家们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怀疑根本没有发生过如此耸人听闻的事情。他们声称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这同张用军事威胁毛的问题一样。一位党史专家说：“关于这一事件，我们唯一的证据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说法。”
史沫特莱是一位激进的美国人，她的朋友们说她是迷恋上了那位虎背熊腰的将军。—九三七年她在延安住了很长时间，为她后来撰写的朱德传记收集材料。有时她整天都跟朱德待在延安的窑洞里。她教他跳舞——她有一台手提式留声机，还有《为卡罗来纳而呐喊》、《节日》、《西波涅》等唱片。朱德的舞步十分轻盈。她陪着他一起下地干活，还陪他上前线。她称不上是一位毫无偏见的证人。她在她撰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说，朱德“从未跟我谈起过他在西康实际上已沦为张国焘囚犯的那一年的事情”。这也许只是一种外交遁辞。她在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朱德和张的矛盾。而关于朱德跟张在一起的这一年，她却大量引用了一位未披露姓名的“红军政工干部”的话。这位干部是否就是朱德本人呢？
这个人告诉她，张命令朱德反对毛，并同他断绝一切关系，但遭到朱的拒绝。接着，张命令朱德反对党的北上决定，又遭到朱德的拒绝。
此人还告诉史沫特莱，“张国焘说他给朱德时间再考虑考虑，如果仍然不服从这两项命令，就把他枪毙。”此人援引朱德的答话说：“你要枪毙就枪毙，这我无法阻止你。但我绝不接受你的命令。”
康克清是一位刚毅的女性，思想坚定，身体健壮，她穿着中国妇女运动传统的素色衬衫和男式深褐色条纹衣裤。一眼就能看出她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她作为朱德的战友和同志，并肩进行了长征（ 她说，“我从来不叫她丈夫，总叫他同志”）。
几十年时间过去了，但康克清对张国焘的憎恶情绪依然不减当年。一九八四年秋，她己七十三岁，她仍然坚信张当时对朱德“不断施加压力”，试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来。“接着，张就对朱德耍了一个小花招，”她说，“张让人宰了朱德的坐骑，撤了他的警卫。他还把我们隔离开来，使我们无法见面。”
朱德曾跟她谈过此事。他说：“张的这些伎俩为的是杀人不用刀。”
宰马和撤警卫，都是在部队准备离开阿坝时发生的。朱德没有马可骑了，他准备徒步行军，但战士们又给他找来了一匹马。想到一个总司令竟象普通士兵一样徒步行军，他们都感到内疚。康克清当时的任务是收容掉队的战士。她本来分到了一匹骡子可以帮她的忙，但现在这匹骡子也被留了下来，康克清认为这是故意的。还有一次，一些伤员试图夺走她的骡子。
张蓄意要杀害朱德吗？
“我说这是些小花招，”康克清抿着嘴唇，脸色严肃，厉声重复道，“把总司令骑的马和他的警卫部队撤掉是重大行动。”
还有好多次，总司令由于没有马，不得不步行。他也不能在总部的小灶吃饭。他必须自己筹措伙食。这在当时并非易事。
党史专家们也许会争论不休，但是康克清心里非常清楚张国焘的图谋。也许张并不打算采取直接行动，但是他故意使朱德身陷危境。
张国焘及其手下的人要“打到成都吃大米”。这是在卓克基反毛会议后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深得战士们的喜欢。胡中贵是张的第九军里一名普通战士。他十三岁时就参加了红军，是一名红小鬼。一九八四年他六十三岁，他记得在衬里的墙上就刷过这样的标语，还有“起来保卫家乡”，“北上抗日”。他还记得有一首歌就叫《为成都而战》。他非常喜欢这首歌。谁都不喜欢藏族地区和藏族食品，也不喜欢草原和雪山。“现年六十八岁的叶英礼，说起话来柔声细气。他曾是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员，由于工作的方便，把张国焘和他的指挥员们的行动都看在眼里。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备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张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 许多高级官员脾气都相当急躁。事过之后，他们又很友善。 ）叶英礼认为，张和朱德虽吃任、行军都在一起，但是朱德没有实权。
许多战士都不知道上层的这种磨擦。但是关于朱德的事有不少谣传，有的说他的马被宰了，他的警卫被撤绰了；有的说他和刘伯承受到压制，有一位战士还听说朱德被迫挑了二天水。“
杨尚昆将军记得朱德曾告诉他自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朱德说他在张国焘那里同原一方面军的人直至连一级的下级官兵都见过面，并同他们谈过话。这使张国焘感到惴惴不安。
杨将军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从未考虑过要拯救朱德和刘伯承。杨将军曾向毛建议用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交换刘伯承。毛不同意并斥责了他。“如果你提出用某人来换，”毛说，“他（张）也许就会杀死刘伯承。在目前情况下，倒是安全的，他能够活下去。”
毛同留在四方面军的原一方面军指挥员之间没有私人通信。
张国焘向成都的进军，开始挺顺利。加上一方面军的一些部队，他有八万人。十月的一天，他们离开卓克基，向南跋涉。当时，虽然天气晴朗，但已秋风萧萧，颇有几分寒意。许多部队都还穿着夏装，粮食不充足。但所幸敌情并不严重，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们顺利地攻克了丹巴、懋功和达维，击溃了国民党部队三千来人，还抓了不少俘虏。
国民党方面真的担心成都受到攻击，便忙着集结部队。他们调来了二十四军、二十军和二十八军。让国民党的一个“模范师”守卫着通往成都的山口天全。
张于十月十日从丹巴出发前往天全、泸定和著名的泸定桥。毛北上时定的基本上也是这条路，不过，张现在是背道而行。
张的中路纵队包括三十军、三十一军和九军的二十五师，统归王树声指挥，李先念任政委。十月二十四日，中路纵队越大雪山夹金山，攻打宝兴。右路纵队渡过大渡河，奇袭天全，击溃了国民党的“模范师”。张率领大军向东北方向挺进，到达芦山，日益逼近成都。这时，他们已毙俘国民党部队约一万人。
四方面军节节胜利，张国焘踌躇满志。现在大军已到达成都西南约六十英里的地方，正沿着一条大路迤俪前进。
蒋介石心中七上八下，急忙调集了八十个团约二十万人马来保卫成都。他把部队部署在挺进中的四方面军的北、东、南三面，略成中圆形摆开，等待着张的到来。十一月十六日，四方面军攻占百丈。三天后，国民党集结了大约十个旅的兵力，在百丈东面三英里处发起反攻。他们在飞机和重型火炮的掩护下，对红军进行波浪式的进攻，如潮水一般成团成团地蜂拥而上。
百丈坐落在开阔的平地上，周围是低矮的山丘，没有天然屏障。今日的旅行者可以看到附近平地边上有一座大山，当时可能是被国民党占领着。红军被击退，向南撤到岷山，向北撤到九峰山。七天内，张国焘损失了至少一万人。
张国焘下令要四军军长许世友去同蒋介石最能干的将军薛岳“决一死战”。
“敌人一下子就把我的一个团全消灭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许世友回忆道，“这使我非常震惊。”他的二十四团被消灭了三分之二。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
五十年后，李先念对于百丈一战仍然是怨愤懑腹：“我是那次战斗的一名指挥员。我们没有打赢。我们输了，不得不撤退。张的南下计划根本行不通。我们只得往北走。当地人都是藏民，语言不通，很不方便。而我们到了那里，必须吃饭，于是，我们拉走了他们的牛羊。这样，我们和藏民的关系怎么能搞好呢？”
张不得不把他的部队一直撤回到西康的甘孜。这是荒凉的藏民地区，远离任何有关的战场，可以不受蒋介石的威胁。可是，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他部队的作战力量却已减至四万人。这是一个低潮；他回忆道：“对藏民来说，红军只不过是一伙前来抢他们粮食的恶人。”甘孜有位活佛曾对他说：“红军贫困潦倒。他们搜寻粮食和其他物品，比刘文辉（国民党四川军阀指挥官）还凶。”
这期间，他们没有打仗，因为当时严重的问题是生存。
就在这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个来自莫斯科的人。他叫林育英，是林彪司令员的堂兄。从一九三二、三三年以来，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劳工分支工会联盟的代表，与王明一起工作。自从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