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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正启医生—九三五年只有十六岁，在红军中已是服役一年的老兵了。他是一位爱思考的人，曾多次回忆过草地的情景。他认为要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草地是不可能的。人们生病和死亡还有一个原因。不仅仅是冻死、饿死或被藏民的冷枪打死，饮食中缺少盐分，也是一个原因。红军在长征中本来缴获过大量食盐，但是他们怕麻烦，没有带到雪山草地这边来。草地没有盐，他们的食物中缺盐，因此造成死亡。他说：“我看到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间就倒下了。我们赶快跑到他跟前，只听他低声念着家乡的名字说：”告诉我的亲人，我死了。‘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当然，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战士浑身者是湿漉漉的，饥寒交迫。但这不是这么多人死亡的原因。因为过去他们也挨过淋，受过冻，挨过饿。虚弱也不是唯一原因，他们在毛儿盖已休息过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草地上渺无人烟，”戴医生说，“这就是原因。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亡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象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
“道理就在这里。”他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
八月二十七日——对某些部队来说是进入草地的第六天——一军团到达巴西，这是草地东北边缘的一个藏族小镇。毛可能是在八月二十八日到达的。先头部队总是前进得更快一些，比其它部队要早到几天。
许多部队分别到班佑或阿西或附近其他村落。必须把部队分散开，免得把村子里那一点点粮食都吃光。
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到达班佑的前一天，给在他们后面的三军团长彭德怀拍发了一份电报。他们请他统计一军团的伤亡人数。他们知道自己的部队损失了一百多人，并且已经埋了一些人，但还有一些人的尸体没有找到，无从埋葬。他们的电报写道：“请携带一些工具，沿路负责掩埋。”
十天以后，他们收到周恩来签署的一份报告：三军团找到并埋葬了四百具尸体。
右路军到达巴西和班佑时，张国焘直接控制下的左路军正在向西南约四十英里的阿坝一带移动，同右路军所走的路线平行。
九月三日，张国焘拍电报给右路军，说他在阿坝被阻。白河（又称噶曲河）的洪水使他的部队无法继续北上。他建议部队南下。人们难以觉察到沼泽地的水是流入两条流速缓慢的河里去的，白河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条是黑河，也叫墨曲河。两条河均流入黄河，也称玛曲河。这些都是藏名而不是汉文名称。
张国焘的电报触发了长征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场危机再次使红军面临灾难，它的政治影响延续了多年。“
第二十六章 黑暗的时刻，光辉的荣耀
据杨尚昆将军五十年后回忆，那是一个美丽的月夜。雨停下，雾散了，满月当空，星光闪烁。午夜两点，他踏着洒满月光的小道去执行一项紧急的秘密任务。
“那是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一九六零年对埃德加·斯诺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那天夜里，毛觉得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
麻烦事越来越多。毛和张国焘的谈判进展很不顺利。人们不安地悄悄议论著。谣言四起。毛为了谨慎行事而预先更换了密码，并限制部队之间的通讯，以保证安全。
把部队莫明其妙地分为右路军和左路军这种作法并不成功。毛在右路，张在左路。张手下的徐向前将军和陈昌浩政委指挥右路。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在左路部队，分别担任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张和毛对对方的指挥都很不习惯。许多证据表明，在左路军的“统一指挥部”里，真正发号施令的是张国焘。同样，毛（只要他能做到 ）在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各军团里也是如此。 从好的方面看，这样做导致一种不稳定的休战，而糟糕的是，它助长了备种阴谋诡计。这种编队本身就孕育着磨擦和猜疑。
红军这时正分散在藏区草地的边沿一带。张国焘和总部工作班子驻在藏民最大的居住点阿坝。他的大队人马停在白河的西岸。这时正值汛期。按预定计划，张的部队如要继续向东北方向行进并和右路军会合，就必须渡过白河。
右路军的指挥部设在班佑，一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地方。这里是一片藏民的毡包，其中有一些呈传统的圆锥形，在相互交叉的格状支架上铺上毡子。藏民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个牧场，这种可以迅速拆装的毡包很适用。其他都是用中粪砖垒起的、外面用泥抹光的永久性建筑。在棚舍之间肮脏的小道上，到处是圆锥形的干牛粪堆。在夏天，人们把牛粪摊在篱笆围墙上下晾晒，干燥后的牛粪既可充作燃料，又可当作建筑材料。如今，藏民都跑光了，毡包里一空如洗。
快到班佑的时候，队伍里传开了要在“洋房”里过夜的笑话。在一些红军战士看来，这没什么稀罕。他们说，如果真的要睡洋房，那最好是日本房子。
结果，队伍穿班佑而过，直抵巴西，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巴西是个村子，有一百来所茅草房和一座大喇嘛庙，这景色使杨定华想起了上海的查尔斯顿电影院。这里有不少房子可供红军过夜，粮食供应也不错。庙里有一座很大的佛像，左有两侧各塑有一对相互拥抱的男女。杨说这表现了两性的热恋。据说这是一座爱情之庙。不断有红军战士进来看一眼。
右路军指挥部设在班佑，不在村里，而在村旁的一片柳林里，但村里几座较大的毡包已打扫干净用来开会。那片林子一九八四年还在，既干净又美丽。那时大约有七十户人家住在这个村子里。除增加了一所二年制的学校以外，村子从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过之后直至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到处依旧是散乱的毡包和牦牛粪堆，小巷里垃圾成堆，恶狗游荡。我们到达的五月三十日，地上还积着残雪，一群群身着藏袍的男女和花花绿绿的孩子前来参加马市和观看赛马。下雨了，骑手们打开了黑色的雨伞。
徐向前、陈昌洁、叶剑英和杨尚昆就把指挥部设在这里。毛单独住在小河对岸一箭之遥的地方。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约四英里外的巴西。第一军团继续向前到达俄界，刚刚进入甘肃的地界，离此地有两天的路程。
毛有时在班佑指挥部，有时在巴西。周恩来和王稼祥都住在巴西，两人的身体渐渐康复，但仍不能下床，由第三军团照料。
九月三日出现了重大危机的首次迹象。那天，张国焘发来了一份电报，说因为白河（噶曲河）河水上涨，他无法渡河，他已命令部队停止行动，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而重提他原来向西向西推进的主张。
张的电报在毛一派人中引起了恐慌，人们认为这是张的一个计谋，企图推翻毛儿盖决议，并将共产党的全部力量置于他的控制定下。毛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同意他的观点 ），发报给张，要求他继续北上，并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电报一个接着一个。杨尚昆记得，在一份电报里，中央委员会提出派人支援张，帮助他渡河。
由于担心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更加紧张了。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在前往班佑和巴西的路上，和在松潘的胡宗南指挥的四十九师相遇，在包座的大戒寺战斗中把他们一举击溃，胡宗南身受重伤。红军缴获了小批饼干、罐头和香烟。香烟送给了烟瘾很大的毛和他的同事们。李先念回忆说：“他们高兴极了，说这可比鸡还要好吃。”这期间红军还和国民党马鸿逵的一支凶捍的回民马队打了一场遭遇战。国民党的军队愈来愈多，引起了红军领导的担忧：假如红军在此地滞留过久，蒋介石很可能就要发动一次强大攻势。而张国焘也开始把蒋进攻陕甘的这种可能性作为反对进入甘肃和陕西的理由。
根据彭德怀的狱中自述，那时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红军队伍之间会发生冲突。当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到达巴西后，他把十一团隐蔽在毛住处的附近——以防万一，并且从那时起每天去看望毛，他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据他说，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让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去联系。聂荣臻记得，当时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
九月九日上午，张国焘给他的心腹助手、右路军指挥部的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电文本应由陈昌浩本人亲自译出，但他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发言，结果，电报由一名译电员译出并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
叶剑英是个忠实可靠的参谋，他没有看那份电报，而直接带到了会场。陈昌浩正在台上，人们还在发言。叶想把电报递上去。陈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
电报似乎很紧急，所以叶剑英就看了一眼。他立即领悟了它的重要性，尽管“叶并不了解其中的阴谋”，据杨尚昆说。
这份电报的电文从未公开发表过，但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经常引用它。电文可能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他们可去查阅。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命令右路军改变方向，重新穿过草地，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李先念记得，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