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
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
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此信，表明国共合作正处于最佳状态。
不仅毛泽东在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赞扬了蒋介石，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赞扬蒋介石。也就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发表声明：“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没有投降，他们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中国人民则起来进行伟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争。”“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我们的党，并不把自己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准备在战争之后，还继续与他们共同工作，以建设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则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说，毛泽东所实行的国共合作路线，得到了作为中共上级的共产国际的批准。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战胜了分庭抗礼的王明
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及，“恩来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这会议是在延安召开的，极为重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王明居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要中共中央委员们到武汉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须知，武汉在蒋介石手中，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们集中到那里开会，是多么的危险！虽说国共之间那时颇为亲密……王明（陈绍禹）不得不和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徐特立一起从武汉回到延安。笔者在延安查阅资料时，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新中华报》上，查到一篇署名“浩然”的报道，从中可以颇为真切地看出王明当时在延安所享有的声望——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声望，也无法跟毛泽东较量了。报道题为《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及学校欢迎陈周秦徐诸同志志盛》：王明同志回来了，这消息来得像一个晴空里的霹雳，突兀、嘹亮……让你来不及为这个消息而鼓舞，便得匆促地走向南门的路上去。街上，还有人们在写标语，发着透亮的光彩——“欢迎南北奔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胜利的陈、周、秦、徐诸同志！”巷口里，不时走出一列长枪大刀的自卫军，步伐是那样急促，几乎是在跑步。
广场里，排着长长的两行较整齐的行列，一批批的人们插了进去，在低声地喘息……烟尘起了！人们的心像一条扯满了的弓底弦……渐渐地看见三辆卡车的影子，近着，近着，安然而止了，第一个跃出来的是英俊、挺伟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将军走了上去，两人紧紧地握着手，手在迅疾抖动着；接着出现在人群里的是丰腴的王明同志，朱德同志依然递过去握了他的手，可是却出了意外，王明同志一下子把他拥抱起来，笑着说：“我跟你行洋礼！”最后出现的是白发苍苍的徐特立同志，张开了缺了门牙的嘴，笑嘻嘻地向四面不住的寒暄着一切的一切……在延安东北郊十多里外的桥儿沟，有一座天主教堂（不是当年周恩来和张学良秘密会晤的天主教堂，那座教堂在延安城里）。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就在这座教堂里召开。由于从苏联刚刚回来的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这下子，王明无奈——因为王明所凭恃的“王牌”也无非是共产国际而已！此外，会议还批判了王明在国共合作中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早已提醒要警惕陈独秀的教训。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提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张闻天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如果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就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却摇头。他大抵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张闻天是个明白人。打从这次会议之后，张闻天主动从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地位上退下来。凡政治局开会，张闻天总是建议在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也总是以毛泽东为轴心。以中共中央名义签发的文件，排名顺序也从“洛、毛”改为“毛、洛”。毛泽东已成为实际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武汉风声紧，不等会议结束，毛泽东便派周恩来前往武汉。周恩来向蒋介石面交了毛泽东的那封亲笔信。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新设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为南方局书记。
就在周恩来返回武汉不久，十月二十一日，广州落入日军手中。日军加强了对武汉的攻势。蒋介石仍在武汉指挥作战。直至十月二十四日夜，武汉已岌岌可危，蒋介石这才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汉口，前往湖南衡阳之北的南岳。不料，飞机迷失方向，不得不折回炮火连天的汉口。翌日凌晨四时，蒋介石的专机，在黑茫茫中冒险起飞。周恩来也是在这时撤离武汉。当天，日军便进驻武汉三镇。虽说武汉会战以国民党失败告终，但武汉会战打了三个多月，伤亡日军达二十多万，完全打破了日军速胜的梦想。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汪精卫突然出走河内
蒋介石在广西桂林逗留了一些日子，十二月六日，飞抵陪都重庆。从此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转到了这座浓雾遮掩的山城。
蒋介石在到达重庆的第二天，便命陈布雷发一电报给周佛海，命他速返重庆。
周佛海此人是一位十足的政客。早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后来成为国民党高官，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十二月五日，他从重庆飞往昆明，据云，视察那里的宣传工作。陈布雷的电报，使周佛海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他反反复复思忖：为什么他刚刚离开重庆，蒋介石就从前线赶到重庆？为什么蒋介石一到重庆，就命他速返重庆？本来，蒋介石要周佛海速回重庆，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周佛海另有心事，不由得惊恐万分。“事情是否已经暴露？”这个大问号，压得周佛海喘不过气来。
周佛海此人的笔头倒是很勤，十二月五日他在离开重庆后写下这样的日记：别矣，重庆！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唯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晚与柏园（引者注：徐柏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稍谈，十一时半即寝。日本闻人仿重庆“要得，要不得”腔调，颇忆重庆。不满现状，留恋过去，殆心理上之缺憾欤？忆亡友曼秋（引者注：陈曼秋，系周情妇，同年六月，病死武汉）书“亡友”，余心痛极矣！也就在这时，另一个在重庆的要人，同周佛海一样，惶惶不可终日。此人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汪精卫。汪精卫原定八日飞往昆明，跟周佛海会合。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到了重庆。
周佛海因不知重庆详情，不敢贸然回来。他只得以视察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拖延着。汪精卫和周佛海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此事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南华日报》发表汪精卫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的电报，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汪精卫投降日本，当汉奸去了！按电报代日韵目，二十九日为“艳”。汪精卫的电报，人称《艳电》。
日本对中国采取两手：既大举进攻，又暗中劝降。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晚九时，一辆出租汽车驶抵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从车上下来两个“日本人”。他们在进入总领事馆之后，由总领事中村丰一秘密安排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此二人，便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以及周隆庠。他们去到东京，为汪精卫降日穿针引线……经过精心策划，周佛海先赴昆明。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以赴成都军官学校讲演为名带着妻子陈璧君、秘书曾仲鸣，终于飞来昆明。翌日，汪精卫、周佛海等飞往越南河内。二十一日，陈公博由成都经昆明来到河内。
蒋介石是在二十日由重庆飞往陕西武功，主持军事会议。他在二十一日接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电报才知汪精卫叛变。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叛变，引起很大震动。
蒋介石在一九三九年元旦，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的党籍”。汪兆铭，汪精卫的原名。
蒋介石这一做法，跟张国焘叛离中共时毛泽东所采取的措施一样。
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作出反应，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坚决拥护蒋氏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对近卫的驳斥，拥护蒋氏的每一进步，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打击汪精卫时，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只是从事实上帮助汪精卫、帮助日寇的行为，这样来间接回击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