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举行了婚礼。对于杨虎城来说，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第一次：一九一六年，二十三岁的他和罗培兰结婚；第二次：一九一九年，二十六岁的他和张惠兰结婚。
在和谢葆真结婚的宴会上，有人问：“杨将军，你为什么爱上小谢？”杨虎城坦然答道：“我知道她思想进步。结了婚，她可以直接帮助我。”谢葆真即接着说道：“我不要你山盟海誓，只要你革命就行了！”杨虎城高高举起酒杯：“好！为革命到底，白头到老，干杯！”杨虎城决意和谢葆真结合，是知道小谢的政治身份。也正因为这样，杨虎城才会向南汉宸、魏野畴提出要小谢帮助他读书学习——他知道南、魏的政治身份。
杨虎城在一九二七年冬，便曾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河南省委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便写及：杨本人近来因环境所迫，非常同情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都欢迎。丁雍年：《西安事变前的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载《杨虎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但是，中共河南省委又认为，“杨军系土匪和民团凑合而成”。为此，他们没有同意杨虎城加入共产党——只是批准了谢葆真和杨虎城结婚。
一九二八年四月，杨虎城和妻子谢葆真及秘书米暂沉（中共党员）赴日本疗养，在日本再度向中共东京市委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共产党。他说他要“做一个贺龙”。中共东京市委即向中共中央请示。
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函复中共东京市委：杨虎臣入党问题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手续如下：须三个同志的介绍，候补期为半年。再望你们与他谈一次话，指明两点：（一）目前党的任务主要是争取广大的群众以准备暴动，而不是马上就要实行总暴动，总暴动是我党的前途，目前当不是一个行动的口号而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尤不是每个同志一加入就派回国来暴动。（二）每个党员加入后如在工作上需要时，党仍须调其往他处工作，不应给某个同志以固定时期的修（休）养。丁雍年：《西安事变前的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载《杨虎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此函由于传递延误，送达东京时，杨虎城已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上海，中共东京市委错过了为杨虎城办理入党手续的机会。杨虎城呢？他误以为中共不同意他入党，既然两度申请均未获准，从此他也没有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虽说中共中央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函已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杨虎城对中共一直有着亲切感。何况，他的妻子谢葆真、秘书米暂沉均为中共党员，不断沟通着他与中共之间的联系。后来，当他出任陕西省主席时，居然任命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虽说那时南汉宸自一九二八年因中共河南省委遭破坏而失去组织关系。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红色密使频访杨虎城
毛泽东率红军抵达陕北后，目光关注着杨虎城这位西北军的首脑。毛泽东知道杨虎城曾有过红色历史，以及和中共密切交往，便在暗中和他联络。一位中共密使，怀揣毛泽东亲笔信，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从陕北鄜县西部红军前线指挥部出发，潜入西安。此人名叫汪锋。据汪锋回忆，他那时正在瓦窑堡，忽地贾拓夫前来找他。贾拓夫那时化名关锋——三十年后关锋曾名噪中国，只不过那位“中央文革”的关锋，并非此关锋。贾拓夫这“关锋”在“文革”中挨斗，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含冤去世。贾拓夫是陕西神木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共产党，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参加过长征。此时，他担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他通知汪锋，马上赶往前线总指挥部——鄜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汪锋星夜赶到那里，见到前线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才知是毛泽东找他。毛泽东在一个土窑洞里接见了汪锋，交给他一封致杨虎城的亲笔信，要他潜入西安，面呈杨虎城。
汪锋把毛泽东的信，缝入羊皮袄里出发了。他一路日夜兼程，在长武县附近被两个特务所注意，抓住他搜查，搜出了藏在羊皮袄中的信。幸亏那个人是“土特务”，见信是写给杨虎城的，吓了一跳。汪锋也就趁机说自己乃是西北军派往红军的特工，倒是把对方懵住了。后来，特务同意用卡车“押送”汪锋进西安，使汪锋一路上省了许多麻烦。到了西安，汪锋把毛泽东的信交给了杨虎城秘书。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两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时此际，毛泽东所提及的，尚是“反蒋抗日”、“抗日讨蒋”。杨虎城看罢，并未对毛泽东的信作出热烈的反应，只是派军法处处长张依中出面，招待汪锋住下，说是容他考虑一些时日。杨虎城为什么如此冷淡？其实，他读了毛泽东的信，是极度高兴的。但是，他不认识汪锋，生怕内中有诈——万一那封毛泽东的信是伪造的，而来者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事情就麻烦了。他不能不谨慎行事。
杨虎城急派手下的陕西省政府秘书崔孟博去天津。杨虎城知道，崔孟博是中共地下党员，而那时南汉宸正在天津。杨虎城要崔孟博向南汉宸了解，来人汪锋究竟是何等人物，是否真的由毛泽东所派。崔孟博抵达天津时，不巧，南汉宸外出，未遇。崔孟博于是前往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接待了他。王世英，字子杰，山西洪洞县人，刚过而立之年。他虽年轻，却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一年，他作为中共特派员潜伏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南京，派出多名中共党员打入蒋介石的特务部门复后社。翌年，当新的特务组织蓝衣社成立时，他又派了七八个中共党员打入。后来他被国民党特务察觉，才匆匆离开南京，转往上海，又转往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知道事关重大，王世英亲自随崔孟博前来西安。
崔孟博一到西安，马上告诉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说是他从天津带来了一位比南汉宸更为重要的人物。王菊人巧妙地安排了杨虎城和王世英见面：他先把王世英带到西安九府街杨虎城的别墅止园，让王世英坐在客厅东面的一间小屋里，然后把门反锁，带走钥匙，交给了杨虎城。中午时分，杨虎城说是要到止园午睡。待警卫们离开客厅之后，他悄然打开小屋的锁，入内与王世英进行低声密谈……就这样，杨虎城不仅与中共北方局有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从王世英那里得到证实，汪锋确系毛泽东所派。
杨虎城脸上狐疑的神色消失了。他终于决定亲自会晤汪锋。他跟汪锋热烈地进行了交谈。汪锋在西安城里住了一个多月，跟杨虎城进行了三次会谈。此后，毛泽东又频频派出密使，进入那座四四方方的西安城：一九三六年春，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王炳南，被派往杨虎城那里，负责杨和中共之间的联络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写亲笔函致杨虎城，交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面呈杨虎城。二十六岁的张文彬，湖南平江人。他后来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于一九四四年死于国民党狱中，时年不过三十四岁，所以不大为人所知，曾任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这封信写道——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战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射向汪精卫的子弹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走笔行文至此，该掉过笔头，写一写本书的另一主角——蒋介石。那时的蒋介石，面临着三大对手：就国际而言，日军步步进逼，威胁着他的生存；就国内而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被他视为心腹大患；就党内而言，汪精卫跟他面和心不和，争权夺利日烈。
自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三月六日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蒋汪体制”。然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阵突然响起的枪声，击碎了勉强维持了三年多的“蒋汪体制”……那天，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按照预定的程序，一步接一步进行着：清早七时，全体代表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上午九时，会议在中央党部礼堂开幕，由汪精卫作报告。汪精卫的报告不过二十来分钟。报告毕，一百多名中委走出礼堂，在门口拍照留念。中委们分成五排，前排坐，后排站。前排正中的两把椅子，理所当然是留给蒋介石、汪精卫坐的。汪精卫已经坐定，而蒋介石的位子却空着。等了一会儿，说蒋介石有事，不来拍照了。于是，九时三十五分，一阵喀嚓声之后，摄影完毕。就在中委们回身朝礼堂走去时，在记者群中忽地发出“打倒卖国贼”的呼喊，紧接着连响三枪，均命中汪精卫：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