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就忙着清理往来的帐目，该收的收，该还的还，本来冬天是旺季，也不敢接大批的货了，只是接点门市生意来维持工人的伙食和工资。
关掉两个铺子的打算，我没给工人们说明，但是他们已经感觉到了。一天，陈树安来对我说：“陈先生，我帮了这么多年的人，走了十几家铺子，从没有见过你这样好的。我到这里，算来有一年多了，你重话都没有说过一句，全城的服装店没有一家像你工资这样高，又照顾我们，还经常教育我们，使我们懂得许多事理。你的铺子不能关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我说：“不会的，我有点事，最多一个月就会回来。”正说着，李士民过来了，陈树安转向他说：“喂！李士民，你这次到哪里去了？你以为我不晓得？”
李士民笑着说：“你晓得我到哪里去了？”
“你呀，你到那又高又远的地方去了，你到华蓥山去了。你站得高望得远就把我们丢了。”
“谁说的？”
一个叫老邓的技工在旁边说：“不要装模作样地哄我们了。我们打了一年多的交道，好孬也分得清楚。走，跟你一道，我是个单身汉，说走就走，又没有拖累。”陈树安叹息一声说：“唉！我就是有五个孩子，不做这针线行，就要饿死。他妈的，要不然我就和你们一起走。”我说：“祸从口出，大家不要乱说啊。”
老邓说：“怕啥子，你们干都干得，我们说不得呀？”我转过话题，说现在生意不好做。
陈树安说：“我晓得不好做，那些一心钻进了钱眼儿里的人都喊难，莫说你这样对我们工人慷慨大方的老板了。有难有啥关系？大家设法家解决嘛。”说着一招手，就把工人们都喊了过来。
大家闹闹嚷嚷的，有的说：“我们三个月不要工钱。”有的说：“我们自己拿饭来吃……”接着这个几十元那个几百元，看样子凑个千把块钱没有问题。
我看着大家，不住地摇头。服装店的事，真让我左右为难。
第二天，徐清浦引来一个人：三十四五的年纪，矮胖矮胖的，团团脸，光着头，穿一套灰布中山服，说起话来很幽默。他见了我朗朗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开口就说：“久闻其名，未见其人，今日相见，不胜荣幸。”随后说出他自己的名字：“林竹栖。”
过去经常听到清浦谈起有关林竹栖的情况，他是云阳人，同清浦在杨森办的万县军事学校同过学，当时朱德、陈毅正在那里当教官。毕业后他当了本县团练局长。时值北伐，他经常带着队伍到四乡去打土豪劣绅，不顾情面地杀了几个大恶霸，震动了全县。老百姓说他有胆量，封建老头子骂他是“疯儿”，土豪劣绅更是恨之入骨，骂他是“危险分子”。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四川也掀起了反共高潮，劣绅们联合起来。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把他关进了万县监狱。经人保出来后他又参加了家乡的武装暴动，又坐了一年的牢，其中几次都险遭杀头。幸亏他的几位要好的同学身居要职，从中周旋，才幸免于死。
林竹栖生性开朗大度，在官场混了一场，自己两袖清风，连惟一的儿子也养不活，寄在妹妹家里。后来给雷忠厚当了参谋长，这时就与玉璧认识了。以后雷忠厚、李荣华靠拢我们，他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红军入川时，他当时是下川东民团总指挥。一看红军占领城口、万源，就准备带领下川东四十几个中队的民团到开县杨柳关起义，与红军会师；后因被内部叛徒告密事败，又几乎被捕。清浦和我会到李荣华和雷忠厚时，就经常摆他的龙门阵，一直担心他的安全，万不想在今天见了面。
林竹栖的到来，使我眼前一亮：这不是接替服装社的最佳人选吗？这人生性爽直，活动能力强，社会关系也多，同雷忠厚、李荣华又是老交情，再加上个徐清浦，重庆的事情就完全可以放心了。
当下我们就商量，清浦觉得很合适，林竹栖也满口答应。我们高高兴兴到隔壁“四海丰”吃了顿饭，我的一颗心完全放下来了。
腊月，我回李子坝，陪两个孩子好好玩了两天，就起程回华蓥山了。
宝顶宣誓
正是腊月十几头上，天气很冷。我穿了一件旧的青布棉袍，头上包了一根青丝帕，装成一个病人，同李士民一道，喊了一乘滑竿，赶到太平场，住到我们一个老王同志的家里。
这里是罗平精的老家。谈起罗平精牺牲后的情况，老王只是叹息，说他家里被抄了好几次，手下的人大多上了山，这次也有少数逃回来的，都被夏马刀的人捉住杀了。我问起他的女人和孩子，老王摇摇头，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不由得想起罗平精临刑前托给我的事情，心里茫然若失。第二天清晨，老王喊来短程滑竿，我们走一截，换一乘，经过赛龙场、肖家场、罗渡溪……都是走的场背后的小路。过去在这些路上，总是大摇大摆的，现在革命失败了，路上冷清清的，见到的都是些生人，偶尔一两个熟面孔，有的把头转过去，有的站着想喊我，又不敢开口。我干脆用铺盖蒙着头，闭着眼，想那些难忘的往事……到了罗渡溪场背后，把滑竿打发走了，我和李士民步行，赶到太阳坪家里，已经夜深了。母亲来开门，一见是我，手抖抖的，哇地一声就哭了。我扶她老人家在桌边坐下，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
玉喜来了，哑坐了一阵。才把我引到了门前的黄桷树下，指着树前的一块平地说：“哥哥的尸体，二姐夫他们几个偷回来了，暂时浅埋在这里，怕敌人知道了，不敢堆坟。”
我一看，这哪里是坟，分明是一块刚播下种子的松土。
四周死一样的寂静，腊月的寒风吹着，黄桷树的枝叶沙沙地摇动。我站在这里，就像站在玉璧的面前，我在心里对他说：你拿着枪杆和他们斗了一辈子，难道死了还躲他们不成？
玉璧在我心里微笑，不回答我的话，却说：“玉屏，你终于回来了，我一直在等着你。”
我坐下来，捏了一把松软的泥土，就像捏着他温暖而宽厚的手。我在心里说：“玉璧，我回来了，我已经把你的那封信刻进了心里，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
玉璧仍然微笑着，说：“玉屏，你成熟多了，你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看见你我就放心了。”
我禁不住了，一下子扑在他的坟上，喊着：“玉璧，你英雄一世，怎么会死在这姓曾的手里？总有一天，我会提着叛徒的脑袋来见你。”
玉璧仍然很平静：“玉屏，你回过头去，看看你身后站了多少人啊……”
我捏着一把眼泪浸透了的泥土，慢慢站起身来。夜已经很深了，寒风吹得更紧，玉喜在我身后轻轻地说：“嫂嫂，莫受凉了，回去吧。”
回到屋里，母亲坐在孤灯前，泣不成声。我说：“妈妈，你别哭了，有我在，就有为玉璧报仇的那一天。”说着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和李士民一起上山了。玉喜拿了一把燃着的香火，送我们一程。
十年来，白天黑夜，上山下山，哪里是沟，哪里是坎，也记得清，数得出。走了一截，叫玉喜转去，把香也弄熄，丢了。下了雪，路上滑溜滑溜的，黑夜里对面不见人影。我沿着荆棘丛生的毛狗小路，攀着枯藤，抓着小树，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李士民在我后面跟着。
走到半山腰，穿过一片密林，进了乱草丛生的背静的山弯里，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问：“谁？”
我立即听出是李仲生的声音。脚步声乱了，还夹杂着笑声和呼喊，李仲生、陈仁勇、范永安带着人把我迎住，七嘴八舌地说：“大姐，我们在这里，等了你两天啦！”
大家拥着我，把我们引进向老大的家里，我却在这“家”门口愣住了。这是什么家啊：几根竹子搭着人字架。上面盖了些杂乱的茅草，什么都没有，只有个石头搭的灶，灶上搁了一个半边锅。一个烂箩筐里铺了些棕丝，里面放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另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裤子也没有穿，坐在火堆旁边。
我心里很难受，向老大却笑着说：“大姐，这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回来就好了。”
仲生也叹息着说：“是呀，敌人把山边的房屋都烧光了，老向的大女儿大毛为了去抢一床破铺盖，也被烧死了。这是临时搭起的一个茅草棚。前些时候敌人搜山，向大嫂才生产三天，只好带着婴儿躲在崖洞里，又冷又饿，得了产后寒，前几天也死了，留下这两个孩子。老向也够受啊！大姐，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上山后慢慢地谈吧！”
天亮了，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到猫儿寺庙前。庙门前两个石狮子的嘴巴，被子弹打烂了；前面那块过去同志们下操的草坪，长了齐人深的杂草。一进庙门，法智跑上前来，连连喊了两声“大姐”，就不做声了。我望着法智，又想起法慧他们往年练武的情景。
法智引我到大殿上，指着一根柱头，说：“徐老师父就是被绑在这上面，被敌人当靶子打死的。”我看柱头上，还留着无数的枪眼和黑黑的血迹。
我们在柱头前站了一阵，抬眼望见宝顶上的那一杆大红旗，仍像十年前一样随风飘舞。这旗子，是夏林到广安买来的一匹大红绸，由我亲手缝制的。当时玉璧看了，说：“第一次起义时，叫你缝镶白边的杏黄旗，你不高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现在，玉璧牺牲了，夏林牺牲了，还有许多保卫过这面红旗的同志都牺牲了。可是这面红旗还在。
我们站了一阵，走出猫儿寺。庙前庙后的山坡平地上，长起了绿油油的青菜萝卜，在雪地里分外醒目。我在路边随手拔了一根刚破土的麦苗，想起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
我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一片竹林地，陈仁勇站住了，说：“请进屋。”我四处看了一阵，说：“屋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