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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成说：“屏姐，你这话过激了。我也晓得国民党不得人心，可是常言道，时候不到啊。再说只要当了官，有时候做事会方便许多。要不然，我能救你和你们共产党里的那么多人出来吗？”
我一听他说这话，脸一下子绷紧了。青成一见忙说：“屏姐，我失言了，我也没别的意思，自从你这次到我这里来，敏言两姐妹就时常给我说起你的事情。当年我们素昧平生，我都极力将你从杨森手里救了出来，只要是你说了话，我也没有不办的事情。现在我们朋友之上又加了亲戚，哪有不管你的道理？这次我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才争取到这个差事的，也是为你和儿女们长久着想。当然如若有朝一日你不想做了，再干别的也不是不可以。你不要意气用事，好好想想，想好了再给我回话怎么样？”
那天晚上，我确实也好好想了一夜。可是想来想去眼前全是夏林、金积成、陈仁勇和好多好多牺牲了的战友们，还有玉璧。是啊，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国共两党是合作了，我们的许多党员也在川军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里有个位置，也为党做了不少的事情。可是，我和别人不同，我的那么多亲人和战友都死在他们手里，这口气我今生今世也咽不下去。我要是贪图自己的安适当了这个官，怎么向我的玉璧和华蓥山上那么多还眼巴巴盼着我的同志们交代？再说眼下我还是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党并没有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我将来又怎么向组织上交代？当然杨氏两姐妹和雷青成也确实是一番好心，只是梁园虽好，却非久留之地。前些时候宁君带信来说她要生了，我早就打主意要去看看，如今正好做个借口。
过了两天，趁青成上班去了，我草草收拾了一下，就对曾三姐说：“宁君快要生了，两个人自己都还是孩子呢；那一青又是大而化之的，懂什么！我这个当妈的还是得去看看才好。”说着就出了门。这一去，我再也没进过杨家，多年的患难朋友和亲戚，就这样断了关系。事后我听说，青成对我的不辞而别很不高兴，说：这个屏姐，怎么全然不拿人家的好心当回事！我真是这头不讨共产党的好，那头又不讨国民党的好，看来好人是难当。
全国解放前夕，我听说他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以后就一直没有了音信①。
我到了彭县关口，宁君都已经生了女儿。竹栖给起了个名字，叫冰华。宁君一见我，就撒娇，哭着说：“一青一点也不管她，都要生了，还在茶馆里和人家谈工作，连接生婆都没来得及去找，自己就把孩子接下来了。结果孩子在忙乱中掉到了地下，他居然顺手拿了个装菜用的筲箕将孩子捡了起来，这孩子命贱，居然没有感染！这还不说，孩子生下来才三天，他丢下我们娘儿俩，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了重庆。还有这名字！妈妈你说，给孩子起个什么样的名字不好，林伯伯偏要起个这么苦的。‘冰华’，叫人家冰天雪地里，还华呀花的……”
我抱起我的外孙女儿，看着她那甜甜的样子，只顾了逗着她咯咯地笑，边逗边说：“什么命贱哟，是命大！我们家里的孩子，都命大，像山石缝里的小草儿，霜打雪压也要长大，冰天雪地里也要开花，要开给那些坏家伙好好看一看，是吧？……宁君啊，你也是当妈妈的人了，以后是要多多自己担待哟，再不要又像我这个当妈的。一青嘛，是那个毛手毛脚的德性，要不然我怎么会不放心。夫妻之间，哪有不管你的，要不然他那么慌张地跑回做什么？”
宁君一听，不高兴了，说：“妈妈，我就晓得你从来就不袒护我，只护着你的这个笨女婿！”
竹栖听说我来了，连忙从什么地方赶了回来，我说：“你这个当爷爷的也是，怎么就不管管你那笨儿子，看我的女儿受委屈了是吧？”
竹栖和一青都只是笑，我说：“你们爷俩啊，真是城隍庙里的那对鼓槌儿，一模一样！”
当时一青在关口镇中心小学当教务主任，同在一起的，还有很多我们党的重要人物。一个叫胡春圃①，当时是我们党安排在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身边的秘书，第一次被敌人发现，被黄季陆保了出来。可是不久敌人又要抓他，只好转移到了彭县，做了当时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在关口的煤炭转运站的主任。另一个叫陈于彤②，竹栖从小的毛根朋友，一九二七年竹栖在云阳当团练局长时，他就在竹栖身边做中队长。一九三五年，陈于彤在上海入了党，此时是我们党南方局派往川西的特派员。因为和竹栖沾着亲，一青和宁君都管他俩夫妇叫表叔和表婶。
同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几个党内的同志。不久，一青的叔伯妹妹梅侠③也来了。这是个很逗人喜欢的姑娘，圆脸，大176双枪老太婆①②③林梅侠：解放后重庆博物馆工作。曾参与陈联诗口述记录。陈于彤：当时南方局派驻川西地区工作负责人，后任董必武同志秘书，中国法律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等职。一九八九逝世。胡春圃：四川渠县三汇镇人，年轻时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一九三五年入党后，即去中共中央“特科”接受极严格的情报工作训练，长期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进行策反。因活动频繁暴露，被特务头子戴笠下令逮捕，后转入统战工作。解放后，历任“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印度组组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部长；中央外宾接待室主任等及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统战部长等职。一九八三年三月病逝于成都。682眼睛，说起话来甜甜的，早年就拜给竹栖做了女儿，也管竹栖叫爸爸。竹栖说：“既然成了我的女儿，总不能一点也不管。这孩子是姑娘中最聪明的一个，把她放在家里，最多长大找个富足人家嫁出去，出来跟了我，说不定有了出息了呢。”
一时间这个偏僻的小镇，成了我们地下党在川西的一个重要掩护点。
我和竹栖说起青成要我去做官的事，竹栖说：“诗姐呀，你老说你的命苦，我就说你的命好，你看你一有了难处，不等开腔就有人来帮忙，不是要送小洋房就是要送你做大官，你怎么就是不领情啊？不过幸得好你回来了，你看我们这里正商量呢，于彤要找你谈话，有要紧的事情。”
我一听，忙问：“什么时候？”
竹栖说：“看你又高兴了吧？你这个人啊，真是享不来福哦。”隔天，我和陈于彤见了面。
陈于彤，和竹栖年龄差不多，只是白白净净的，要斯文些，看上去一副教授模样。因为在外面的时候多，说起话来居然没有一点云阳的土腔。他依着竹栖，也叫我诗姐，寒暄几句之后，就说到正题。于彤说：“诗姐，对于你和廖玉璧同志的情况，组织上都了解，南方局建立之后，组织上曾好几次派人到华蓥山上去找你，老廖留下这么大的一支队伍，我们党怎么会不管。可是你总是不在，又不敢随便找别人。大约是皖南事变之后吧，周副主席和董必武同志派了熊阳①和另外两个同志沿着渠河、大巴山和陕北走了一趟，任务是利用我们的一切关系开辟一条秘密通道，为南方局应付突然事变作准备。可是后来熊阳同志回来说，他走到合川的山边就被一支绿林队伍拦住了，问起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要到华蓥山上去找廖玉璧。那些人一听，迟疑了半天才说：廖玉璧早就牺牲了，队伍也散了，先生您就别往前走了，现在这一路乱得很，我们不要您的东西，再帮补您点路费，您就请回吧。熊阳同志回来说起，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要知道这华蓥山离重庆这么近，是块很好的根据地，我们党花那么大的气力建起来的一支队伍要是真的就这样散了，多可惜。”
我长叹一声。熊阳遇上的这些人，一定是刁大哥手下那些失散了的弟兄们。
于彤又说：“后来听竹栖说起你的经历，才知道这些年你也一直在找党，带着那么多的同志一直在找党，真是不容易啊。安排你和竹栖一起到北川办农场和后来到绵阳运军粮，都是我们组织上决定的。至于一直没有正式与你接上组织关系，是因为我们党自从皖南事变之后，对于暴露了的党员，一般都不再接转党的关系，这是我们党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希望你作为一个老同志，能够理解。”我点点头，声音有些发哽地说：“我知道，竹栖跟我说过。在重庆的时候，我多次在曾家岩和红岩村外面转，可是我没有进去。我一直都在等，我晓得党总有一天要来找我的，党不会不管我们这么多的人……”
于彤也有些动感情，说：“诗姐，我们这不是就来找你了吗？不过我还是要批评你。李明这个人，作风上是有问题，可是他是代表一级组织来为你接关系。你当时不是向上面反映事情真相，而是意气用事，以致延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一个老同志，这是不应该的。”
我长叹一声，点点头。
于彤松了口气，笑着对我说：“不过诗姐你也过于谨慎了，你看看，当时如果大起胆子闯进了八路军办事处，说不定就和上级把关系接上了呢，也省了上上下下这么找来找去的！”
于彤这次决定以组织上的名义和我谈话，主要是局势又起了新的变化。这时候蒋介石弃守衡阳、桂林等大片国土，致使日寇长驱直入，直逼贵州的独山，重庆城里人心惶惶，蒋介石只得打算退守西康。于彤对我说：“如果日寇攻入四川，我们得作游击战的准备。最近上面有指示，游击根据地全部选在地形复杂的川东北地区，其中华蓥山区是块老根据地了，你和玉璧同志在那里苦心经营了多年，党的威信高，群众基础好，所以被南方局确认为游击区的重点。再说，蒋介石打日本人不积极，对付我们倒一直是煞费苦心，我们也不得不防。上面管这叫做‘应付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诗姐，这话你懂吧？”
我心里痛快极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