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千年历史的儒学向前发展。后来，曾国藩曾经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一学，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气味相投的人必定是惺惺相惜的。曾国藩与李鸿章即是如此。在北京，当曾国藩第一眼见到李鸿章时，惯于察人的曾国藩见李鸿章身材修长、五官俊美，言谈儒雅、举止倜傥，更兼有一般人不具备的乖觉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心中很是喜欢。在读到李鸿章递上来的诗文后，曾国藩更是“大爱之”，料定李鸿章今后必定是一个经天纬地之才。自此之后，李鸿章就经常来曾国藩所居的报国寺走动了。1845年，李鸿章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恰巧是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的考官之一。虽然李鸿章此次会试落第未果，但其诗文和才学却博得了曾国藩的青睐。曾国藩后来曾对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说：“你的弟弟少荃，乙未那一年，我就知道其才可以大用了。”随后，李鸿章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李鸿章在这一时期受曾国藩的影响，一在于诗文词章，兼及治学方法；二是讲求经世义理之学。两年后，李鸿章如愿以偿考中了进士，位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后授翰林院庶吉士。捷报传来，曾国藩非常兴奋，他将李鸿章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是科的主考官为潘世恩，副主考为杜受田、朱凤标、福济，房师（相当于今天的班主任）为孙锵鸣。潘世恩出身徽商，是苏南世家，也算是李鸿章的老乡。这些乡情师徒关系，对于李鸿章日后势力的增强，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十六章
第三章
曾门弟子（2）
说到李鸿章的中进士，还有一则故事：李鸿章在丁未科考中进士同年中，与沈葆桢同门同房，关系最为亲近。两人经历各不相同，交情却绝非一般。李鸿章考试时的房师孙锵鸣，也是当时的名士。丁未科虽然人才济济，但他这一房只考中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两人，不由得牢骚满腹。孙锵鸣乡试中举时的恩师是大学士翁心存，也就是翁同的父亲。孙锵鸣郁闷地跟翁心存谈起自己的心事，翁心存对孙锵鸣说：“你先不要发牢骚，把这两个学生带来让我看看。”于是李、沈二人在孙锵鸣的带领下，前往拜见了这位太老师。翁心存非常善于“风鉴之术”，他首先上上下下打量了李鸿章几眼，就大惊失色地说道：“此人将来的功业在我辈以上。”接着又看了看沈葆桢，又说：“这将来也是一个名臣。你这一房考中的人虽少，但有了这两个，还有什么可遗憾的！”这是夏敬观在《学山诗话》里绘声绘色描述的一段。
曾国藩奉命回乡组织民团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和李鸿章算是暂别了数年。曾、李二人，此时虽然天各一方，但曾国藩一直忘不了关照这位爱徒。李鸿章随吕贤基刚到安徽，曾氏就致信其兄李瀚章，询问李鸿章的情况。不久，曾国藩几次致函吕贤基以及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李鸿章的才干，并让他们多多关照李鸿章。曾国藩还给李鸿章写过一封很重要的亲笔信，传授自己带兵的心得，提出兵家注重的大忌就是“败不相救”。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太平军再克庐州，李鸿章无处容身，于是携家眷辗转流离，打了几场浪仗之后，南下江西南昌，投奔为湘军办理粮草的胞兄李瀚章。庐州失守的当天，李鸿章还给恩师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办团练六年、一无所成而深感惭愧，也表达了自己投奔湘军的意愿。
李鸿章到了南昌之后，又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投奔的愿望。曾国藩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奉上菲资三百金”，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同时回了一信，让李鸿章速来建昌湘军大营。于是，李鸿章在南昌稍稍安置后，便去了曾国藩处，当了曾国藩的幕僚。这也意味着，李鸿章的人生道路真正起步。
可以公认的一点是，李鸿章在曾国藩部任幕僚的那些年，应该是李鸿章受益和改变最多的几年。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大营里那几年，也是他冶炼自己性格的几年。对李鸿章来说，曾国藩是过来人，过来人当然清楚曾经的张扬、傲气、才情和弱点。在曾国藩看来，安徽的团练办得一团糟，李鸿章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能带到湘军中来，必须先在他的身边学习一段时间再说。出于这样的考虑，曾国藩没有让李鸿章独当一面，而是让李鸿章一直跟随他的左右。对于李鸿章，曾国藩深知他年轻气盛，急功近利，经常给他泼点冷水。曾国藩经常告诫李鸿章，高官厚禄乃是天命所定，并非人力所能强求。曾国藩还想用日常生活的一些准则来约束李鸿章的言行。曾国藩天天黎明即起，招呼全体幕僚一起吃早饭，边吃饭边议论形势，把一天的工作部署掉，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李鸿章的习惯正好相反，他是一个典型的夜猫子，每到晚上，便生龙活虎；早晨则睡懒觉不起床。每一次早会李鸿章总是懵懵懂懂，甚至经常找理由不参加这样的会议。
有一天，李鸿章诳称头疼，不想参加早会，可曾国藩不依不饶，一次次派人来叫，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李鸿章见老师真的生气了，慌忙披上衣服一路踉跄跑过去。坐下之后，曾国藩铁青着脸一句话都没说，直到吃完后，才冲着李鸿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耳！”说完拔腿就走，李鸿章呆呆地站立在那儿，尴尬了好一阵子。
作为皖人，在湖南人林立的湘军大营，李鸿章不免会感到孤单，感到受排挤。李鸿章当时最怕面对的一个人就是左宗棠了。左宗棠为人狂傲，在曾国藩幕府中目空一切，称呼他人从来都是直呼其名，即使是对曾国藩，也以“涤生”称呼。有一次，曾国藩与左宗棠在一起玩一种文字游戏，将各人的姓名列入诗中，自得其乐。曾国藩先出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巧妙地将“左季高”三字嵌入联中。谁想左宗棠对出的下联却是：“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左宗棠是直接将“曾国藩”大名三字纳入了。以字相当，本是尊敬，而左宗棠却直呼其名，就有点不恭了。因为是游戏，曾国藩也不好说什么。左宗棠对曾国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新来的后生李鸿章在这样的局面中，肯定会受很多窝囊气。这也难怪李、左在以后的岁月中一直不和。这两人的个性，是不太相融的。
第十七章
第三章
曾门弟子（3）
还有一次，李鸿章与湘籍俊杰彭玉麟打了起来。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曾氏主持会议之余，一群幕僚在一起吃饭闲聊，话题转到安徽人身上。由于彭玉麟的父亲曾在合肥一带做过小吏，期间颇不得志，一帮湖南人在言语之中对安徽人有些讥笑的成分。李鸿章虽奋力辩白，但孤掌难鸣，一直处于劣势。李鸿章忍无可忍，恼羞成怒，便一拳打向彭玉麟。火暴脾气的彭玉麟也忍不住还击，两人搂在一起，直到摔在地上，还是你一拳我一拳。大家拼命拉架，才没有引起大事端。这一次事件虽然没有扩大，但在李鸿章心目中，还是颇有不快，在湘军大营，究竟有“寄人篱下”之感，李鸿章开始考虑自己领头单飞了。
但李鸿章的才干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的一致公认。在为曾国藩当谋士并掌管文案的那段时间里，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李鸿章都写得条理清楚，严丝合缝，让曾国藩省了不少心。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弥补了曾国藩的很多不足——曾氏生性“懦缓”，沉稳厚重，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反应快捷，每有大计，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李鸿章在此期间为曾国藩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国藩几次战败后，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给自己请罪，说自己“屡战屡败”。写完之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结果，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而且还大大地表彰了曾国藩一番。曾国藩曾经考虑将湘军转移到四川，以避开太平军锋芒。李鸿章就不赞成，李鸿章在分析形势之后，主张曾国藩坚守长江一带，决不退却，耗去太平军锐气之后，给予打击。从后来的情况看，李鸿章的这些谋略都堪称正确。曾国藩感叹李鸿章有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在湘军大营，曾国藩有彭玉麟的忠贞，有杨载福的朴直，有鲍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划，有曾国荃的顽强，但像这样洞察全局，并且有着清醒和机巧应变手腕的人才，李鸿章可谓是首屈一指。
李鸿章在当幕僚期间还帮曾国藩作出一个重要的决断——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
圆明园，咸丰仓皇逃亡。在此期间，咸丰降旨，要曾国藩速派鲍超部霆军保卫京师。接到旨意后，曾国藩和胡林翼感到进退两难，派鲍超去吧，这边与太平军力量均衡的格局将被打破，太平军极可能乘虚进攻。不派部队去吧，又会背一个“抗旨”的罪名。曾国藩赶忙召集幕僚商议。多数幕僚主张“入卫”；李鸿章力排他议，分析形势说：洋人入京，只不过是为了金帛议和，并不想推翻大清统治，不会有其他事情。不如按兵请旨，静观一段时间再说；对于湘军来说，与太平军的决战才是有关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对待调兵之事，一定要慎重。曾国藩和胡林翼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一面按兵不动，一面拖时间，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一招，明显的是给朝廷出难题，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朝廷当然不同意。这样的拖延战术，赢得了时间。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