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通电话是费奥纳·理查德森打来的，费奥纳是安娜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信任的人。每当她遇到什么挫折，萎靡不振的时候，费奥纳都会陪在她身边，把她从失意中拉出来。“你到家了吗，安娜？葬礼怎么样？肯定很糟糕吧，这种事情总是这样。我在想你去威尼斯演出的事情，也许我们该把它推迟一段时间。扎卡里亚会理解的，你的乐迷们也会理解的。刚经历过这种事情，没有人能这么快上台演出的，你需要一点时间来哀悼，安娜——即使你一直讨厌那个老混蛋。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吧。”
她不会把威尼斯的独奏会取消的，她很纳闷为什么费奥纳会提出这个建议。之前已经取消两场演出了，新闻界、乐团团长及各大主办方早已一片哗然。如果她再取消第三场演出，造成的损失将变得难以挽回。她打算明天早上给费奥纳打电话，告诉她自己会在两周之内到达威尼斯。
最后一通电话还是费奥纳打来的。
“还有一件事情，安娜。前两天以色列大使馆来了一位非常和善的绅士，他说他想见你。他说他有你父亲被害的线索。这男的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你可能会对他想说的话有兴趣。他给我留了个电话号码，你手头有笔吗？”
费奥纳把号码报了出来。
卡洛斯已经往壁炉里加了一堆橄榄木，安娜把木头点燃，懒洋洋地靠在沙发里，看着壁炉里的火越烧越旺。她就着跳动的火光看着自己的左手，火光投射出来的影子在她的伤疤上摇曳着。
她一直以为父亲的死会给她带来某种“内心的宁静”，好比“尘埃落定”——美国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对她来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也比生在一个人情冷漠的家庭要好。如果父亲是寿终正寝，她或许还能找到某种内心的宁静，但事实正好相反，父亲是在自己家里被射杀了。
她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父亲葬礼的画面。举行葬礼的地点在利马特河河岸的一座古老教堂——苏黎世圣母大教堂。来宾们就像前来观摩股东大会的看客一样，似乎全城所有的金融界人士都到场了，大银行、大商行的青年才俊、财界精英和仍然在世的老一辈金融寡头齐聚一堂，其中有些人二十五年前还出席过她母亲的葬礼。
听悼词的时候，安娜发现自己非常讨厌父亲被谋杀的事实。从小到大，那个老家伙给她带来的伤害就不可胜数。这次他仿佛算计好了似的，就算死也不肯安安静静地走，而是要以如此暴烈的方式再给她带来最后一次伤害。媒体大肆加油添醋，把她家里所有不幸的往事都翻了出来：母亲的自杀、哥哥在环瑞自行车赛上的车祸、她自己的左手负伤……所有这些串在一起，最终得出一个荒唐透顶的结论，“被诅咒的家庭”——这是《新苏黎世报》当天头版头条刊载这篇新闻时所用的标题。
安娜·罗尔夫不相信诅咒，她认为凡事总有一个原因。她之所以伤了左手，是因为她太愚蠢了，明明天上乌云滚滚，暴风雨马上就要来袭，她还愣是站在山脊上不走；她哥哥之所以出了车祸，是因为他故意选了一个高危职业，好跟父亲斗气；至于她母亲……安娜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自杀，其中的内情恐怕只有她父亲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母亲的自杀是有原因的，这不是什么诅咒在作祟。
同样，这次父亲被杀也不是诅咒作祟。
可他为什么会被人杀害呢？葬礼前一天，她被苏黎世警方盘问了很久，盘问她的是一个叫做格哈特·彼得森的安全局官员。你父亲有什么仇人吗，罗尔夫小姐？你知道哪些人想伤害他吗？如果你有什么线索可以协助调查，请马上告诉我们，罗尔夫小姐。她的确知道些线索，但这不是能跟瑞士警方讲的事情，她一直觉得，瑞士警方其实就是幕后黑手之一。
既然警方不能信，她还可以相信谁呢？
“前两天以色列大使馆来了一位非常和善的绅士，他说他想见你。”
她看着先头记在纸上的电话号码。
“他说他有你父亲被害的线索。”
为什么一个以色列人会有她父亲被害的线索呢？她真的愿意听他说这些事情吗？或许不去管它会更好，这样她就能专心致志地练小提琴，做好去威尼斯演出的准备。她最后一次看了看纸上的电话号码，把它记在心里，然后将纸投进了壁炉里。
她看了看左手上的伤疤，心想，所谓罗尔夫家庭的诅咒是不存在的，事情的发生必定有个原因。二十五年前，母亲自杀了，时至今日，父亲被人杀害了，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谁才是可以信赖的人呢？
“这男的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你可能会对他想说的话有兴趣。”
她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想了想，然后走到厨房，拿起电话听筒，在键盘上拨了那个号码。
9
葡萄牙，银海岸
通往安娜·罗尔夫别墅的道路盘山而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大西洋。壮观的海景时不时会被路边一排拔地而起的冷杉树、一块突出的灰褐色花岗岩所遮挡。此时已是迟暮，夕阳西下，海水被晚霞染成了金色，滚滚巨浪拍打着狭窄的沙滩。加百列摇下车窗，一阵凛冽的寒风灌了进来，空气中夹杂着强烈的海水气息。
按照安娜·罗尔夫之前给他的指示，他朝着村庄驶去，过了摩尔人遗址便向左转，沿着山路一直往前行，经过一座古老的酿酒厂，便绕着酒厂的围墙钻进树林里。此时的山路变成了砂石路，复又变成土路，上面覆满了松针。
土路尽头是一道木门。加百列下了车，把木门开到能过车的宽度，然后继续前行。安娜·罗尔夫的别墅赫然屹立在他的面前，别墅有着赤褐色的屋顶和白色的石墙，整体呈L形。车子熄火后，加百列听到了安娜·罗尔夫练琴的声音。他听了一会儿，试图辨认这支曲的曲名，但他没有听出来。
加百列一下车，就看到一名男子从山坡下缓步走来，他头上戴着宽边帽，手上套着皮革工作手套，嘴角叼着一支手卷烟的烟蒂。男子一边打量着加百列，一边拍拍手套上的泥土，把手套脱了下来。
“你就是那个从以色列来的人吧？”
加百列很不情愿地微微点了点头。
葡萄园雇工笑了：“跟我来。”
阳台是一个观景的好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碧树掩映的山腰、果实累累的葡萄园和波涛汹涌的大海。楼上一间窗扉洞开的房间里传出安娜·罗尔夫练琴的声音。一位女管家来到阳台，给加百列留了一杯咖啡和一堆这个星期出版的德语报纸，然后默默离开了。加百列在《新苏黎世报》上看到一篇关于罗尔夫案调查进展的报道，旁边登载了一则有关安娜·罗尔夫音乐事业的大型专题。他只把专题扫了一遍，就把报纸放到了一遍，上面所写的内容都是他已经知道的。
加百列在修复每一幅画之前，总会把画家的所有资料都研究一遍。他对安娜·罗尔夫也是如此。安娜·罗尔夫最开始接触小提琴是在四岁，那个时候她就已经表现出惊人的天赋。瑞士小提琴大师卡尔·韦尔利同意收她为徒，从此，两人一直维持着深厚的师生友谊，直到韦尔利去世。安娜十岁时，韦尔利让她从学校退学，专心从事音乐事业，安娜的父亲虽然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但还是同意了。从此，安娜每天花两小时接受私人教师的辅导，其余时间练琴。
安娜十五岁时亮相卢塞恩国际音乐节，便在欧洲音乐界大获瞩目，后来受邀在德国、荷兰举办了一系列独奏会。翌年，她赴赫尔辛基参加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并一举夺魁。经由这场赛事，她获得了巨额现金奖励、一把瓜尔内里小提琴、一系列演出机会和一份唱片公司的合约。
大赛结束后不久，安娜·罗尔夫的事业开始扶摇直上，演奏会和唱片录制的邀约纷至沓来。由于天生丽质，又有才华，安娜·罗尔夫在世界各地广受追捧。她的肖像照频频出现在欧洲时尚杂志的封面上。在美国，她经常在一个假日特别电视节目上演奏乐曲。
二十年来，安娜·罗尔夫一直坚持不懈地到各地巡演并录制唱片，直到有一天她突然遭遇了一起事故，左手几乎毁于一旦。加百列试想了一下自己修复画作的能力尽失的情形，他觉得安娜·罗尔夫这阵子情绪肯定非常低落。
过了一个小时，她停止了演奏，屋子里只剩下节拍器均匀的节奏声。不一会儿，节拍器的声音也消失了。过了五分钟，她出现在阳台上，身上穿着一件银灰色棉套衫，脚上穿着一条褪色的蓝色牛仔裤，头发湿湿的。
她伸出手来，对他说：“我是安娜·罗尔夫。”
“见到你很荣幸，罗尔夫小姐。”
“请坐。”
如果加百列是个肖像画师，他一定会很乐意为安娜·罗尔夫画一幅肖像。她的脸简直就是上帝之作，颧骨宽大而均匀，一双碧眼可爱得就像猫咪，嘴唇丰盈而柔嫩，下巴如泪珠般小巧。但是，这张俊俏的脸庞上也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加百列可以从中读出很多东西。他觉得，她是个敏感而细心的人，容易受伤，自尊心强，生性高傲，却又意志坚定。
有时候，这张俊俏的脸庞上也会透出些许不易察觉的哀伤，那是她的能量所在——她那汹涌澎湃的能量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着爆发。加百列觉得，这是她脸上最吸引人，也最难表现在画布上的地方。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一直在观察他。就算练了那么久的琴，她的双手依然没有闲着，不时在做一些小动作，一会儿玩玩打火机，一会儿敲敲玻璃桌面，一会儿拨弄拨弄遮住眼睛的头发。她身上没戴任何首饰，手腕上没有镯子，手指上没有戒指，脖子上也没挂项链。
“不好意思，希望没让你等太长时间。我跟卡洛斯和玛丽亚下过死命令，我练琴的时候他们不可以进来打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