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传奇- 第29部分

争暗斗也罢，都是两党之间的事情。自己哪一个党都不是了，去投奔谁呢？　“袍泽情谊”是中国军人历来崇尚而张扬的美德，应列入传统军人行列的叶挺自然是概莫能外。　如果论“袍泽”，在部队共事多年且时下能够及时联系上的人物，一个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现任广东省主将的陈济棠，一个就是被人称作“陈诚集团”的在江西战场上成为头号“剿共”主将的陈诚。　叶挺与陈济棠，在离开保定军官学校追随孙中山参加统一广东的革命战争时，两个人就成了同事。　陈济棠听说叶挺从欧洲回国了，马上给他写了一封热情的信函，邀请他“协力共事”。　叶挺诚意难却，就见了掌握重兵的陈济棠。　两个人寒暄过后，陈济棠就露出了“狼子野心”，企图让叶挺带领他的部队，封锁和围剿红军。　“诚蒙抬举。”叶挺一听就火从心头起，怒从胆边生。他虽然与陈济棠属于老“袍泽”，但对陈济棠一直就没有好印象。陈济棠一直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早在整顿国民革命军之前，陈济棠为捞取政治资本脱离部队到苏联“考察”镀金，并写了故弄玄虚的“考察报告”，一下子当上了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又借故留守广州，来了个明哲保身，对孙中山发动的革命战争没有丝毫贡献。后来，在蒋介石发动的革命政变时，他认为蒋介石日后会成大器，急忙抱蒋介石的大腿，助纣为虐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再之后，原来本是“同党”的蒋介石与李济深反目成仇，本来是李济深心腹的陈济棠又成了“墙头草”，倒向势力大于李济深的蒋介石一边，成了蒋介石的铁杆帮凶。如今，他又想叫叶挺当他围剿红军的干将，叶挺焉能与这种狼子一样的家伙为伍！　所以，叶挺与陈济棠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便因“话不投机”，借故起身告辞。而且，叶挺一走出陈济棠的“南天王”府的大门口，牙帮骨猛地隆起一道肉棱子，狠狠地在心里骂了一句：“想叫我当围剿红军的帮凶与罪魁，卑鄙！”　要说叶挺与陈诚的旧交，也非一般人所能比。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叶挺的挚友、时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的邓演达在上海选拔军官，把时为浙军第三师新提升为军官的陈诚带了回来，并且一下子就叫他当上了连长。之后，邓演达又把陈诚带到黄埔军校任校部特别官佐和炮兵连长。　由于叶挺与邓演达是保定军官学校的校友，彼此又气质相同，所以过从甚密。而作为被邓演达赏识的陈诚，自然与叶挺见面机会也多。见面的机会多攀谈的话题就多，加之两个人年龄相差无几，又都雄心勃勃，颇有抱负，所以彼此对对方印象都不错。　自从北伐开始，叶挺率独立团先遣出征，邓演达也随总政治部随后北上，而陈诚所在的补充师跟随蒋介石的东路军开赴华东，从此他们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后来叶挺也知道陈诚追随蒋介石，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不仅由营长升为团长，由团长升为师长，再升为军委会军政厅长、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而且由于其善于巧言令色，趋炎附势，以和蒋介石为“同乡”的地缘情结，狠狠地抱着蒋介石的大腿不放，甘为蒋介石两肋插刀，赴汤蹈火，效犬马之劳，故而又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当上了蒋介石装备最为精锐的十八军的军长。叶挺从欧洲回国后，陈诚曾几次表示与他“协力共事”，由于叶挺知道了陈诚充当“剿共”急先锋，虽然与他见过面，却一直都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　在此期间，叶挺到福州与张云逸交往中，也了解了一些有关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在南昌和广州起义时期老同僚老战友的情况，但是他们都远在江西等地率领工农红军建立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千山万水，雄关漫道，可望而不可即，只是心存想念和期冀而已。　叶挺发自内心地与陈诚接触，是“国共合作”不久。他得知由于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不肯接受胁迫，围剿陕北红军，又碍于蒋介石下令镇压爱国学生游行示威，屠杀进步青年，便把蒋介石扣了起来。共产党应张学良和杨虎城急邀，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出面调停，并经过与蒋介石进行有理有节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剿共，联红抗日”，从而达成国共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　叶挺得到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消息，蒋介石虽然答应不剿灭红军，国共联合抗日，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绝对没有改弦更张，只是把消灭共产党的手段变得更狡黯，更阴险，更隐蔽。蒋介石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改编红军主力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时他提出也要整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他深感，南方几个省的游击队，在项英的领导下，神出鬼没，尽管条件十分艰苦，缺装备，少粮草，还不断被国民党重兵围剿，然而游击队就是打不垮，相反叫国民党部队损兵折将，吃了不少苦头，就是不可一世的日军也奈何不了他们。蒋介石想将南方游击队改编成正规军，如果派去对他耳提面命的指挥官，岂不等于将游击队扼杀在牢笼里。　就在1937年的夏末，叶挺偶然有机会见到到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的周恩来，当时正在上海的叶挺经潘汉年的联络，叶挺与相隔10年没有见面的周恩来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熟悉叶挺品格和抱负的周恩来希望他利用这个机会，并通过陈诚向蒋介石举荐，参与对江南八省游击队的改编工作。　叶挺听罢周恩来的示意，觉得两个人是“英雄所见略同”，便立刻找到陈诚，明确讲出要他向蒋介石保举自己参加整编南方八省游击队，并提出整编后的这支游击队叫“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希夷，我早就盘算整编这支游击队由你作为最高长官。”陈诚听叶挺和盘托出自己的请求，喜兴乐怀地表示也与叶挺“英雄所见略同”。　不过，陈诚打叶挺的主意，是觉得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共产党的处分，心里整了一肚子气，一气之下跑到欧洲，还脱离了共产党。这次整编南方八省游击队，派叶挺去，他不会再亲近共产党，反而会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箝制共产党的干部，待机一举消灭这支游击队。　“那就拜托你这位老袍泽了。”不明陈诚如意算盘的叶挺感谢地双手抱拳，连连道谢。　“你就静候佳音吧。”一脸自负的陈诚来了个大包大揽。　果然，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在没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宣布经“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应该说，中共中央对于将共产党视若洪水猛兽而不彻底消灭不肯罢休的蒋介石，武断地单方面“核定”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是心存戒意的。　如果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了解叶挺，那也是10年前的印象，叶挺出国这么多年，到底在国外干了些什么，回国这几年又干了哪些事情，他们也不了解；何况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只是听过叶挺在北伐中的英名，但从来还没有见过他，更谈不上什么“知人善任”了。　因此，鉴于在整编南方八省游击队的复杂情况，中共中央曾一再提醒作为谈判代表的叶剑英和秦邦宪，要他们“在改编过程中，必须严防国民党的暗算”，同时多次与在上海等地的周恩来通电，了解叶挺能否成为军长。　周恩来、叶剑英和秦邦宪等一致的看法是：叶挺是国共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军长人选。　这种表示，如果浓缩成一句简洁明了的话：叶挺适合当新四军军长。　不久，中共中央做出决定：请叶挺来延安商谈！　“请叶挺来延安商谈”，不就是欢迎叶挺来延安共商组建新四军么？还能有什么戒备呢？　冬日延安的夜晚像一副泼墨画，近景是线条粗矿的窑洞，中景是巍巍耸直的宝塔，远景是深邃的天幕，深厚而大气，苍然而磅礴。　冬日延安的夜晚又静极了。操练一天的官兵酣睡了，虽然中共中央指挥部门的窑洞里微微传出“嘀嘀嗒嗒”的收发报声以及参谋人员出人窑洞紧急传递全国各根据地的战事报告，但脚步声却不是“咚咚”而“沙沙”的，飞速而轻捷；再有就是毛泽东主席居住的窑洞彻夜通明的灯光，以及窑洞外警卫战士持枪移动的身影。静，标志着从容，代表着深沉，象征着成熟，寓意着大度。　叶挺躺在延安窑洞里的木板床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两眼直直地盯着白纸裱糊的顶棚，翻腾的思绪澎湃不止。　翌日。　早饭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先是陪同叶挺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叶挺深深被毛泽东为抗大的建立并题写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所钦佩、所陶醉，被抗大简陋的教学条件和学员们高涨的学习热情所鼓舞。接着，毛泽东又将叶挺请到他的窑洞，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中共中央经过认真考虑和研究决定，认为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一个军是可取的，改编而成的这个军定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也很好。新四军的编制定为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叶挺任军长，一直坚持领导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共产党员项英任副军长，周子昆任军参谋长。第一师师长由陈毅担任，第一师副师长由张云逸担任；第二师师长由张鼎丞担任，第二师副师长由谭震林担任。　“叶挺将军，你觉得这个军的编制和军师的领导干部配置可不可以呀？”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烟，看着身板笔挺的叶挺，以征询的口吻说。　“我完全同意中央的安排。”叶挺开口便答，以表示他对中央决定的坚决拥护。他说罢，略一沉思，补充道，“不过，我还有一个希望。”　“说嘛，说嘛。”毛泽东以信任的目光告诉叶挺可以直言不讳。　“我希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