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的气，然而一看势头不对，一个个就又都无可奈何，只是像缩头乌龟似的，谁也没有敢轻举妄动，贸然前来寻衅滋事。
就这样，第二天总算是把牛保民在当时来说按风俗，风风光光地埋葬了。
第二十章 漏划之灾（上）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终于有一天庙东村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在主任王黑熊的主持下，革命革到牛保民一家的头上来了。这时候牛德草的父亲牛保民早已因为整天担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要补西北民主革命不彻底那一课，革委会要补定他家为漏划地主，听说已经都把绳索都买下了，准备到时候把他吊起来痛打的事，而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因而所患的心脏病日益加剧，终于承受不住精神上的重压，忧愁郁闷而病逝很长时间了。不过胆怯归胆怯，要降临的事情还是不管你胆怯不胆怯，依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降临了。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夹带着令人心惊胆战的电闪雷鸣，以铺天盖地之势，荡涤一切牛鬼蛇神之力，不可阻挡地向着牛德草一家毫不留情地袭来。别看牛保民他人死了，可是他的那些罪孽深重的事情并没有完。庙东村革委会充分发扬“宜将乘勇追穷寇”的精神，英明果断地选准了清理阶级队伍的突破口，把补定牛保民家为漏划地主作为打响这一攻坚战的第一炮，策划重拳出击，决意要通过这一行动，稳、准、狠地给阶级敌人以致命打击，为庙东村生产大队下一步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阶级斗争打开一个新局面。革委会主任王黑熊在庙东村生产大队的全体革命群众大会上明确宣布，牛保民家被确定为头批漏划地主嫌疑，要求广大革命群众和他家严格划清阶级界限，并与之作坚决的阶级斗争。革委会主任王黑熊的宣布刚一结束，一群如狼似虎般的红卫兵立即就旋风般地冲进了牛德草他家，不问三七二十一，把牛德草家里的箱箱柜柜，一应家具甚至门、窗全都用封条给封了，并且在他家大门边的墙上还钉上了一块长方形的木牌牌儿，上面用浓黑的墨汁醒目地写着“漏划地主嫌疑牛保民”几个字，从此对牛德草家就开始了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牛德草家一瞬间就这样成了阶级敌人、革命斗争的新对象。革委会坚定不移地立马就剥夺了他家所有成员的一切政治权利，就连生产大队所召开的社员群众大会也不允许他们家的任何人再来参加—足见其造反派革命的彻底性。
记得事后第一次召开社员群众大会的时候，牛德草不知道这一不成文的规定，还和往常一样，一听说生产队召开群众大会，马上谨小慎微地就准备去参加。他还惟恐去迟了人家挑刺，又挨批评，心想：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一举一动都不敢有半点儿疏忽大意，一旦有不到之处，就会动辄得咎。所以当一看其他人都纷纷往会场走去了，他也就紧跟着向会场走去。谁知道他刚一走进会场，迎面就碰上了老贫农牛百善，被他没客气劈头盖脸地就给了一顿训：“你这漏划地主狗崽子，跑这儿弄啥来了？我且问问你，你有什么资格来参加革命群众大会？也不撒泡尿把自己照照？”牛德草一听这话，当时脸立马一下子就红一块儿白一块儿的红到脖子根儿上去了，简直就像有人用鞋底在不停地朝他脸上打，热辣辣的难受。然而就在他强颜面对，心情还没平静下来之际，跟上就又听见革委会主任王黑熊以气吞山河之势向他呵斥道：“勒令阶级敌人、漏划地主牛保民的狗崽子牛德草，立即滚出会场！”牛德草一时心里十分不是滋味，觉着无比的晦气，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骤然袭上心头。他万般无奈，不得不丢人现眼，自取其辱，在众目睽睽之下，默不作声，灰溜溜地离开了革命群众会场。
牛德草自打这以后就更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了，周围和他同龄的那些青年人，包括以往和他关系都很不错的伙伴儿们，霎时与他似乎都陌生起来，村里青年人的一切活动他都可望而不可即，无缘参加了。社会现在所留给他的就只有提心吊胆，除此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在这样的年月里过日子，他如履薄冰，如走钢丝，连换洗一件衣服的自由都没有，也得向贫协主席再三请示，经过贫协主席允许后，方能由人家派专人来揭开箱柜上贴得那严严实实的封条，眼对眼监视着让取取换换。并且取完换洗的衣服后人家就又会马上用封条把箱柜再封上的，严禁给他们这类属于专政对象的人留下丝毫可乘之机，时刻防范着他们暗做手脚，反攻倒算。
有一天早上，牛德草正坐在灶火前拉风箱烧火，帮着媳妇腊梅做饭，突然听见隔壁他二大牛保国家人声鼎沸，吵杂一片。在那众多的人声吵杂中，隐隐约约能听见有人在气势汹汹地喊叫着：“敌伪乡长牛保国时刻都在妄想变天，据可靠举报，他家至今还藏有枪支！革命的战友们，都给我搜！就是挖地三尺，也得要把它给我刨出来，铲除掉有碍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孽祸根。我就不信……”紧跟着就听见红卫兵们不顾牛保国的再三苦苦解释，用铁锨、镢头在牛保国家上房屋里的地上到处乱刨乱挖起来，甚至把牛保国和牛德草家上房屋里的隔墙都掘得咚咚直响，哆哆颤抖。牛德草隔墙听着红卫兵在牛保国家里闹腾得这么凶，一时弄不清楚这些人究竟都是在要寻找些什么，心里着实吓慌了，惟恐他们一会儿也会跑了过来，在他家里也乱搜一气，猝不及防地又在他家搜出什么麻烦，给他家降下什么祸灾。他推测这些人肯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准是又在兴师动众地破四旧、立四新，于是赶紧停住了烧火，到自己所住的厦房里，自己先搜寻了起来，把自己认为的那些所谓“四旧”东西统统都寻找出来，包括他家堂屋里挂的一副中堂—据说是名家杨凝式的手笔，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杨家将》等书，他认为这些都是造反派们要查抄的“四旧”对象，在人家要扫荡、铲除的范围之内。这些东西一旦要是被造反派们从自己家里抄了出来，那肯定又是自己一条莫大的罪孽。与其让他们一会儿抄出来给自己罗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还不如现在趁早自己就把它们毁掉干净，于是他牙一咬，忍疼割爱，就把这些书画全都一本一本地给填进了他家正在烧火的灶膛，烧着了。随着他家灶房屋顶烟囱里冒出的一股浓烟，顿时这些名著、名字画就都默无声息地化做了一团灰烬而荡然无存了。不过，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那些在他二大牛保国家里闹腾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却始终没有到他家来光顾—你看这奇怪不奇怪。这倒让他心里多少有着一种说不清楚是后悔或者是庆幸的感觉。
牛德草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也太差了，在这高压政治的社会环境下生活，别人或许也还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他就窒息得不行，似乎总是觉着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他在家一有空儿就拿着一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作的《论农村各阶级分析》那本小册子，反反复复地学习着，仔仔细细地体会，同时把自己家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与《论农村各阶级分析》上所说的情况一一对照。可是他越对照越觉得自己家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根据他父亲说的）与这本书上所写的地主成分的经济状况不仅对不上，而且还相差甚远；至少，解放前三年他父亲怎么也都说不成是个附带劳动力，单就这一点，他家压根儿就不够定地主的条件，而51年土改时给他家所定的上中农成分才是合适的。于是他忍不住就背着他媳妇腊梅和他妈碧霞，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私自悄悄地写了一封反映信，在信中很恳切地阐述了自己家不够补定为漏划地主的理由—他实在想借这封信的发出来摆脱他家被补定为漏划地主的厄运。信写好该往出寄了，“现在这封信该寄往哪里好呢？”他想，“是寄给省里还是中央？”他经过反复地斟酌，觉着不论是省上还是中央，那里的领导人家日理万机，都是抓大政方针的，对于一家一户这样太具体的问题，恐怕无暇顾及，管不到吧？经过再三考虑，他最后还是决定把这封关系他家兴衰命运的信寄给了华阴县革命委员会。当时，他心里觉着县上就是直接负责审批补定阶级成分这一事务的顶头上司，再说了，县上的领导嘛，那人家肯定是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的，办事不会像生产大队干部这样轻而易举，随意性这么大。可是有谁知道他的信寄出去后不久，当他每天还都沉浸在县上有一天会给他寄回一封否定他家漏划地主嫌疑的信的美好期盼中的时候，一场祸事却悄然降临了。
一天的晚上，夜已渐渐深了，巷道里几乎都很少有人再走动了，牛德草也和他媳妇腊梅都已经脱了裤子坐在被窝里了。这会儿腊梅就着煤油灯正在纳鞋底，牛德草则躺在她的侧旁借着灯光看书，两人正在为争灯光发生口角斗嘴，突然听见贫协主席黄娃站在隔壁牛保国家前院那两间分给牛百善的厦子房门前，隔墙冲着他家叫德草。牛德草不知道贫协主席黑天半夜的这时候叫他有什么要紧事，连忙答应了一声，就竖起耳朵注意听贫协主席黄娃给他说什么，同时心里也惴惴不安地在揣测着是福还是祸。这时只听贫协主席黄娃隔墙可着嗓门对他说：“刚才生产大队革委会开会了，让我来通知你，叫你明天背着铺盖，带上干粮碗筷，早晨八点钟准时到孟至塬小学去参加九种人学习班学习！”牛德草一听这话立时就犹如五雷轰顶，浑身都快吓软瘫了：“哎哟我的妈呀！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他简直都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媳妇腊梅一听贫协主席黄娃没头没脑地给牛德草说这话，坐不住了。她尽管一时还弄不清楚牛德草到底捅了什么娄子，但至少也知道他肯定没干好事，不然大队干部怎么会叫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