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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住在我隔壁院子，一出门就见到，谈的次数多些。多在散步时，随便谈谈。时间久了，已记不清楚，大概谈及几件主要的事情：小土炉炼铁是得不偿失。我说，炼土铁是有得有失（后来我给主席信，别人抄错变为有失有得）。张说：“你的估价还比较高。”张说：“要很好学习历史，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我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我表示会议后要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认为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这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以上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七月十日前后和周小舟、张闻天谈的大致内容。此时，黄克诚还未去庐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初期，我参加了西北小组。七月二日开幕以后，从七月三日到十日的八天中，我在小组会上共有七次发言（或插话）。这些都在会议时期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上陆续印发给到会同志。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对我七月十四日信批判以后，西北小组又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或插话）几经校对，集中印发给到会同志。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我给主席写信以前，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在言词中表露了对某些“左”的现象不满，这才是事实。
从七月一日起，除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十六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十八日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可是二十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十八号晚或十九号晚才到庐山的。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未看到。毛主席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为了表白我当时写信的动机和愿望，故在这里再次把我对当时国内形势及对当时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说明一下（成绩就不详细谈了）。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是不是在当时就没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而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或错误的。在庐山会议时，我所写的信，是起源于这些问题。
首先，我当时对计划工作是有意见的。认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不少工厂返工和窝工，分散了资金，致使必成项目推迟，而形成了原材料紧张。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继续扩大基本建设。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业及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而相对地忽视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是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基础，如果基础不巩固，就会影响加工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七月十四日给主席的信上，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没有认真研究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和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对于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和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以及市场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的不够。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我当时认为，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不够实事求是，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我当时也顾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不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会要延长比例失调（主要是农业远远地落后于工业），某些被动局面就难以摆脱，将会直接妨碍四年赶英或超英的跃进速度。在给主席的信中，我也提到“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我当时认为有四个难于决断的原因：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门要求多快；三是中央也希望多快；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还没有得出客观规律。斯大林同志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摸索了约近二十年才得出结论，即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点八七。我国情况，比苏联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我们人力比他们多；其二，是国际环境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工业基础是比较差的。根据具体条件的比较，我国的建设速度可能会快些。但是究竟快多少呢？如果四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九三；如果三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六。我当时想，我们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半完成，因无经验，没有提出来。我总觉得，计划工作没有一个年度标准是不好做的，容易产生冒进或保守现象，只好检讨再检讨。我在给主席的信中，批评计划工作就占了信的一半，只有“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句话，是原谅计委的。
我认为，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标准为宜。从解放以来，在现有条件下，平均每年能够增长百分之七就算不错了。至于将来农业机械、水利、肥料条件改善和加强后，那时肯定会快得多。从解放后，我国农业每三年中就有丰年一年，平年一年，歉年一年。一九五二年是丰年，一九五三年是平年，一九五四年是歉年；又一九五五年是丰年，一九五六年是平年，一九五七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一九五八年是一个特大丰年，但由于好多地区收获得不好和保管得不好，也有些地区发生多吃和其他浪费现象，不但国家库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如果过去的自然气候是带有规律性的，那么一九五九年就是平年，一九六○年是歉年。一九五八年秋有九千万人炼铁，一九五九年继续七千万人大搞水利建设，这对长远利益来讲，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对当年的农业生产来讲，是有些不适应的。再加上各方面一齐有几个“大办”，这就势必造成农业缺乏劳动力，而直接影响农业增产，又进而影响到一些工业、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副食品的供应。
在当时对小土群炼铁问题的议论，有三种意见：一是有损无益；二是得不偿失；三是有得有失。我是第三种看法，反对前两种看法。
当时，在贸易政策方面，我对“内销服从外贸”，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出口过多，就会引起国内市场紧张，将影响货币回笼和财政收入，也就会影响大跃进。
那时我把这些概括起来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以及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大跃进的关键所在。”
在那个时期，有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滋长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有时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远的战略性的任务，错误地作为当时的行动口号。在某项工作任务中，缺乏认真研究具体条件，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决定。有时中央下达了任务，他们层层加码。甚至流传了一些纯主观主义口号，如：“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当然，这些错误说法，他们是不会直接讲给主席等领导同志听的。我认为，这种做法和说法，实际上是在破坏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农村劳动力的组织方面，有许多地区过分强调大兵团作战，不按照强弱劳动力相互搭配，反而实行强弱分别组织。这样组织劳动力，是不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技术水平的。
在当时，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其他各级干部也有不少），把才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误当做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地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新居民点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树木、竹林。有不少农户怕“共产”，就低价变卖家产。有些干部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就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本来产量不高，而报上去的数字很高。如果这些数字堆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说与某些领导部门要求的任务过重无关。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一级交给他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