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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忙着执行他的任务，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所进行的工作。在他的心和他的自身的最深处，他那有所抱负，曾经为自己的成就抱着极大希望的灵魂已经死去，已经变成一个死胎，成了他的子宫中的一个难堪的负担。他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权力把他的个人关系看得如此重要？一个人的自身又能算得什么，他不过是那巨大的社会建筑，他的民族，整个现代人类中的一块砖瓦罢了。他个人的行动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处于次要地位。那总的形式必须得到保证，决不能因为个人的理由使它中断，因为没有任何个人理由比它更为重要。个人之间的情义又算得什么呢？一个人必须对那个整体，对那复杂的人类文明的伟大体系尽自己的最大力量，那才是根本。那个整体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其中的每一个分子，个人，却毫无重要性，除非他能够代表那个整体。
斯克里本斯基就这样丢开那姑娘干他自己的去了。他去为他不得不卖力的工作卖力，忍受着他不得不忍受的痛苦，没有任何怨言。对他自己的内在生活来说，他已经死亡了。他不可能在死亡中再复活过来。他的灵魂已经躺在坟墓中。他的生命则是躺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切事物的秩序之中。他仍然保有他的五种官能。这些官能仍需要得到满足。除此之外，他还代表着那伟大的、已经建立起来的、现在仍存在的生活观念，从这方面来讲，毫无疑问，他仍然还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的关键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凡是作为一个集体来说，可以成为他们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的东西，也就是个人的最大幸福。因此，每一个人必须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他的国家，尽一切力量去谋取全民族的最大的幸福。一个人也许可能改善他的国家，但是他永远也不能忘记，一定得注意保证它不遭受到任何危害。
但是，没有任何全社会的最高幸福能够使他的灵魂获得真正的满足。这一点他完全知道。可是他不认为个人的灵魂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他相信一个人只有在他代表整个人类的时候，才是最重要的。
他看不出，他天生地没有具备那种智慧能让他看出，现在大家所说的社会的最高福利已经不再是一般普通人的最高福利了。他想着，既然社会代表着数百万人，那么它的重要性一定要比个人大几百万倍。他忘了这个社会不过是由许多人形成的一个抽象概念，并不是那许多人本身。现在这种全社会的抽象幸福的说法既然已经变成一种对于一般有头脑的人来说既无鼓舞作用也无价值的公式，那么这种所谓的“普遍幸福”，只不过变成了一种大家都感到厌烦的东西，它只能代表比较低级的一种庸俗的保守的唯物主义。
而且，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主要讲的不过是一切阶级的物质上的繁荣。斯克里本斯基并不真正关心他自己的物质方面的繁荣，如果他一文钱没有———那好吧，他可以设法去碰碰自己的运气。因此，让他为了其他所有人的物质繁荣去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又怎么可能从中求得自己最大的幸福呢！对于一件他自己看着极不重要的东西，他无法想象，他为什么应该为了使别人得到它而作出一切牺牲。而且还要让他认为，那对他作为一个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噢，他说，你一定不能从那个角度来理解整个社会。不———不———我们知道整个社会要求的是什么———它要求一切具体的东西，它希望有优厚的工资，平等的机会，较好的居住条件。这才是整个社会的需要。它不需要微妙的或者难以理解的东西。我们的任务是非常清楚的———永远记住每一个人的物质的当前的福利，如此而已。
所以现在，斯克里本斯基的心似乎完全为一种无所作为的思想所占据。这使得厄休拉越来越感到恐惧了。她感觉到，他似乎不得不屈从于全然无望的东西。她感觉到，一种巨大的灾祸马上就要临头了。一天又一天，她总是那么紧张地担心灾祸的来临。她变得忧郁、惶恐不安，并有些近于病态的敏感了。当她看到一只乌鸦在天空缓慢地拍打着翅膀的时候，她也会感到很痛苦，因为那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这种不幸的预感最后变得那么阴森，那么活灵活现，她感到自己几乎已无法活下去了。
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情况最坏也不就是他走开了吗。她为什么那么关心，她到底怕些什么呢？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有一种阴森的恐惧感始终占据着她的心。当她夜晚走出去，看到天上的几颗闪着亮的大星星的时候，她似乎也感到害怕。白天里，她总随时想着可能会有人对她提出什么控告。
三月里，他曾来信说他不久要到南非去，不过在他去南非之前，他一定要抢时间到沼泽农庄来呆上一天半天。
仿佛置身在一种痛苦的梦境中，她心神不安，神情恍惚地等待着。她不知道，她无法了解。她只是感到编织成她的命运的每一根线现在都绷得很紧，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她只是在路上走着的时候有时偶尔哭一阵，一边还盲目地念叨着。
“我是那样地喜欢他，我是那样地喜欢他。”
他来了。可是他为什么要来呢？她呆看着他，希望找到什么含有深意的表示。他没有任何表示，他甚至也没有吻她。他的举止让人觉得他仿佛只不过是一个很友好的普通朋友。这是表面的情况，可是在这表面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呢？她等待着他，她希望他能有所表示。
所以，整个那一天，他们都犹犹豫豫，避免接触，一直拖到黄昏时候。这时他大笑着说，再过六个月他就回来了，到那时他会把那边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他们。然后，他和她妈妈握握手，就此告辞走了。
厄休拉陪他走进菜园子边的那条胡同。那天晚上有风，紫杉树摇晃着，发出哧哧沙沙的声音。那风似乎总在烟囱和那教堂尖塔的边上呼啸而过。夜色很黑。
风吹在厄休拉的脸上，她的衣服完全贴在她身上了。这是一种阵发的起伏不定的风，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这时，她仿佛失去了斯克里本斯基，在那漆黑而紧张的暗夜里，她无法找到他了。
“你在哪儿？”她问道。
“在这儿。”那个没有肉体的声音说。
她乱摸着，终于摸到了他。一股像电光一样的火烧遍了他们全身。
“安东？”她说。
“什么？”他回答说。
在黑暗中，她用她的两手抓住他，她感觉到他的身子又和她贴在一起了。
“不要丢下我———赶快回来。”她说。
“一定。”他说，用双臂搂着她。
可是由于他知道，她既没有为他所迷，也没有为他所制服，因而他身上的男性已经消灭殆尽了。他希望离开她。他知道，明天他就得离开这里，到一个真正完全不同的地方去过活，他反而感到心安了。他的生活是在别的地方———他的生活是在别的地方———他的生活的中心将不会是她的生活中心。她和他是不同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隔膜。他们是两个敌对的世界。
“你一定会回到我身边来的，对吗？”她重复说。
“当然。”他说，他讲的完全是真话。不过他的态度只是表示一个人应当遵守已经说定的约会，而不是感到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这时，她吻了他一下，然后走进屋里去，就此消失了。他心神恍惚地回到沼泽农庄。这次和她的接触使他很伤心，也使他很害怕。他极力退缩，他感到有必要脱出她的精神对他的影响。因为她可能会像站在巴兰前面的天使一样拦住他的去路，不让他朝着他预定的方向走去，还会拿出一把剑来把他赶进荒野（这里所讲巴兰和天使的故事见《圣经·民数记》第22章）。
第二天，她到车站去给他送行。她老看着他，她一次再次地走到他身边，可他总显得那么奇怪，那么消沉———无比的消沉。他是在全力思索一个什么问题。她想这大概是他看来那么消沉的原因。说来实在奇怪，他简直仿佛完全不存在了。
厄休拉摆出一副沉静的苍白的脸站在他身边，他似乎根本不愿意看见她的脸。在生命的根深处似乎存在着某种羞辱感：一种为她而感到的冷酷和难以忍受的羞辱。
在车站上，聚在一起的这三个人十分引人注目；这姑娘戴着皮帽子，穿着橄榄色的衣服，帽子上还飞着长长的飘带，脸色苍白而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她丝毫不肯屈服，孤独地站在那里；这个年轻的军人戴着一顶揉皱的帽子，穿着沉重的外衣，那深紫色的围巾上的脸也显得非常苍白和心事重重，他的整个身子似乎毫无表情；然后就是那个年岁较大的人，很时髦的高顶帽压得很低，遮住了他的深黑色的眉毛，红红的热情的脸显得很沉静，他的整个身子离奇地让人感觉到一种充满热情的冷漠；他就是那永恒的观众，古代戏剧中的歌队，今天剧场里的观众；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是不需要任何戏剧情节的。
火车已经冲进站来。厄休拉心潮起伏，可是在它最上面所结的冰已经太厚了。
“再见。”她举起手来说，脸上布满了她那种独特的、盲目的、几乎让人感到耀眼的大笑。当他低下头来吻她的时候，她简直有点糊里糊涂，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本该拉拉手就上车去。
“再见。”她又一次说。
他拿起身边的一个小包，背着她转过身去。许多人正沿着站台跑动。啊，这是他的车厢，他上车坐了下来。汤姆·布兰文关上门，在站上鸣笛的时候，这两个人握了握手。
“再见———祝你一路平安。”布兰文说。
“谢谢你———再见。”
火车开动了。斯克里本斯基站在车厢的窗口，挥着手，可是他并没有真正看着窗外的两个人，———那姑娘和那穿着颜色鲜艳得几乎有些像女性服装的男人。厄休拉挥动着手中的手绢。火车越开越快，也越变越小了，但它仍然是在一条直线上跑动着。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