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给他升，至于策论，则束之高阁，不加理会！
沈欢还在恍惚中，欧阳修突然笑了，道：“老夫怎么倒觉得你们说的都有一点道理。好吧，听过你们的言辞，该听听我等在座之中小才子有什么看法了。子贤，该你说说了吧？”
第九十四章 论点
听得欧阳修这位老大人竟然问自己的政治主张，沈欢这一刻愣住了。一个人现代人，接受的是现代教育，在这里，思想也当与别人格格不入，虽然这几年来慢慢溶入了这个时代，不过有时候还是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看到这个时代的落后以及想到这个时代的悲惨结局，他也不无改变局势的念头，但是他也知道，一个时代的车轮，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抡得动的，欲以一己之力扭转局势，也不知道是不是妄想。总之这些年来，他内心总是在徘徊着，既有积极的性子，又有消极得过且过的念头。如今听得别人问自己的政治主张，才惊醒过来：他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官员，是别人眼中的朝廷人员了，他的一举一动，也将在别人的注视之下！
他如今不再是这个时代的过客，而是这个时代的某个大人物，那么，他该怎么办呢？大的不说为什么天下苍生，就说小的吧，小的方面也该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这个时代，再撑也不过六十年而已，六十年之后，北宋王朝就要灭亡，若是他的寿命能比得上乌龟的零头，也许还能看到这个局面，那么，他就会成为亡国奴。那个人命如草芥，汉人比狗贱的黑暗时代，他能忍受吗？
不！沈欢这一刻警醒自己真要有一番作为了！他该怎么做呢？变法？王安石的历史证明了不能成功，之前的范仲淹也以失败告终，再说他自己也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人才，除了一些领先这个时代上千年的见识外，若要拿出具体的政治主张，还真不是一件易事！
今天在座之人，他也算了解。除了欧阳发与司马康对于仕途没有多大兴趣外，其他都是政坛的风云人物：欧阳修是庆历新政地过来人，与范仲淹等人一道标举过新法，也经历了失败，更受过打击，因此要他们这些快要退出政坛的人去搞什么改革，那是不可能的了。今天欧阳修的询问众人的意思。也许真存了接班人的心思。
宋代有由前任宰相推荐后继宰相的传统，韩琦与欧阳修都老朽了，也到了寻找接班人地时候。那么，今天欧阳修考察的应该是韩绛与司马光，毕竟其他人还太过年轻。一想到这里，沈欢就兴奋起来，如今的他与司马光算得上荣辱共进了。今天更当为他出一把力。他是司马光的学生。他的观点应该也会有一定的作用据说后来的康熙皇帝之所以让雍正做皇帝，是看中了康熙地儿子也就是后来乾隆皇帝地才能！
“一定要谨慎！”沈欢这样告诫自己，再一思虑，揣摩欧阳修喜欢的是哪一类的政治观点，他的平生，大多在仁宗朝活动，而宋仁宗号称最会做皇帝的人，玩得最漂亮的便是平衡之道，因此纵是才如欧阳修，也有大起大落的时候。多次在朝廷做官。也多次被贬到外地，可谓一生坎坷，这样的人，想必也给时代之风给磨掉棱角了吧？欧阳修是个稳重之人，也许更喜欢寒暑派的论调吧？不过苏轼是他的亲传弟子，如今地苏轼还是激进派言论，谁知道他会不会受到这个学生地影响呢？沈欢一时拿不定主意了。
韩绛说白了就是王安石的传声筒。如今就给王安石的思想影响到了骨髓。上下都是王安石的论调。他的思想是理财，原因当然也是大宋的财政已经到了羞涩的地步。每年都亏空许多，再这样下去，朝廷地各项工作都不用开展下去了。因为给钱财折磨得有切肤之痛地韩绛当然会支持王安石的理财主张。就是后来地宋神宗，那样鼎力支持王安石，想必也是因为王安石能给他带来更多的钱财吧，当然，深在宫中的他，并不了解外面的实情，对与错都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这才造成了熙宁变法的悲剧！
至于司马光的思想，这个大人物，沈欢不可能不了解，这个政治上老成持重的人物，前期也想改革，不过要求稳重，但是可以这样说，他战略眼光不错，若要具体拿出措施来，又不是所长了，因此在这方面与王安石相争，吃了不少亏。他可以成为一个战略家，战术却永远不是他所擅长的，也许，他沈欢就该在这些方面给他帮助吧。
“自己该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呢？”沈欢也这样问自己，他已经不能避免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弄潮者，再也不能退缩了。转头看到坐在对面的苏轼，正一脸微笑地看着他，想来也是希望能听听自己的论调吧。暗叹一口气，苏轼的大才，他从来都是佩服的，可惜他的一生就是太坎坷了点……
说到苏轼的政治主张，沈欢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心神也广阔了许多，想的问题也深远了点：苏轼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时代。王安石变法就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后人相应于王安石变法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依据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经历，把他一生的政治道路划分了好几个时期。
可以这样说，苏轼的经历，折射了这个大时代的始终：从宋仁宗赵祯嘉佑二年苏轼考中讲士、走入仕途，到宋英宗赵曙治平三年他返蜀为父服丧，这是王安石变法前的酝酿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要求变法，代表作是前几年所写的《进策》等二三十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针对北宋天下的“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社会政治积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主旨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是为了促使赵祯“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其中不乏一些对社会矛盾较为深入的分析和个别较为激进的议论。
但是众所周知，宋仁宗给庆历新政弄得心神不安了，早没了当年的锐气。当然不可能采用苏轼的主张，只给了他苏轼兄弟一个“为后世得两相才”的评价就作罢了。但是苏轼地经历才只是开始而已，治平年间苏洵病故，苏轼回蜀丁忧，宋神宗熙宁二年从蜀返京，到元丰八年，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推行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反对变法。代表作是《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和《再论时政书》。在这些文章中，他公开提出反新法的政治纲领，即所谓“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把新法比为“毒药”，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要求宋神宗不要“求治太速，进入太锐，听言太广”，在这长达十六年的变法推行期中，又以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标志，新法逐渐失去打击豪强兼并的势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变法和守旧两派的斗争部分地变成了封建宗派地倾轧和报复。苏轼也遭到了他一生第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几乎丧生。
从元丰八年赵顼去世、苏轼被召回汴京。到宋哲宗前期。这是司马光等人全面废除新法的所谓“元佑更化”时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又发生了变化，他又开始维护某些新法，从而跟司马光等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突出地表现在反对废除免役法的论争上。这场论争规模不小，在一些维护免役法的人物中，苏轼是最为激进地一个。
接着是宋哲宗“亲政”，到元符三年，这是变法派章悖执政、守旧派下台地所谓“绍圣”时期。这时苏轼长期被贬官在外。远离斗争的漩涡。最后他远谪海南。近于流放，并不由于是坚持“旧党”立场。而是因为封建宗派的打击。
一想到这些大时代的序幕就要拉开，沈欢又是彷徨又是激动，恨不能快快见识一番，脑子里总是浮现一幕幕熟悉的认知。苏轼的经历，是一面镜子，映射了北宋中期的大时代的始终，他不能忘怀，也不能不借鉴：从对王安石新法的关系来说，苏轼的政治态度有两次重要地转化：一是熙宁王安石当政时期，一是元佑司马光等执政时期。这两次转化，却成为一些后人指控苏轼为“投机派”、“两面派”等地全部根据。在封建的政治斗争中，人们政治态度的改变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一发生改变就注定是“投机派”、“两面派”了呢？
苏轼每每把当朝的实权人物作为自己的论敌；“两面派”则以真假两面兼备、以“假”掩真为手段，而苏轼的那些攻击王安石、责难司马光地言论，昭昭在人耳目，彰彰载诸简册。苏轼在元佑六年地《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上疏六千馀言，极论新法不便”；元佑时，也因为坚持“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地信条，论“衙前差顾利害”，而“与司马光异论”。苏轼的这个自述，即可概括了他的一生情操。
但是苏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沈欢有时也这样问自己。
也许，这个转化决定于苏轼政治思想的深刻矛盾。他的自然观就充满着变革与不变革的因素，他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主张万事万物都只有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中才能求得生存发展。这也是刚才他把《易经》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教条的原因吧。
直到晚年，他仍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蠹，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这样的自然观当然只能引出变法改革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受黄老佛释思想的影响，有时又消极了点，这就是他要求变革又害怕变革过“度”的缘故。
总得来说，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