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安”级军舰留存的唯一一张照片，推测为二号舰“驭远”。这幅照片最初在日文资料上出现，被标注为“清国军舰扬威”，后世很多学者以其外形与“扬威”舰相去甚远，认为是日方的笔误，实际应是“扬武”舰。但是随着福建船政军舰研究的深入，这张照片中的军舰在外形上与“扬武”舰有明显的不同，舷侧炮门的位置和数量也完全有别。最终经考证确认，是一艘“海安”级军舰。
相继问世的“海安”、“驭远”，在当时原本应当是万分显赫的主力舰，但由于诸多问题，南洋水师无力维持这种大体量的军舰。“海安”级军舰所需的舰员人数众多，计要编入360名官兵，每月薪粮费用5700两，几乎是“操江”等舰的三至四倍，用维持四艘军舰的经费来养一艘舰，令南洋水师感到无力应付。后来尽量压缩战斗人员，编制缩减为297人，每月仍需薪粮费用3614。7两。此外，“海安”级军舰吃水深，无法在长江内河使用，这对于和平时代主要承担长江、海口巡防，以及通信、护送任务的南洋水师而言，就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因为这些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南洋水师只是勉力编入了“海安”舰，“驭远”则作为替补队员被排在幕后，暂不编制人员，留存在江南制造局备用。
进入南洋水师的“海安”舰，地位显得稍有尴尬，主要承担起了大员接送等工作。沈葆桢接任两江总督后，为培育人才，决定模仿福建船政对大型军舰“扬武”的处理模式，即也将“海安”用作出海训练的练习舰，周游各国。虽然当时南洋并没有专门的海军学校，不过对于增加南洋水师官弁的海上阅历，此举还是大有益处。1876年，经总理衙门批准，并向日本正式照会通报，“海安”舰鼓轮离开吴淞口，前往日本游历，此行的统带是总理江南轮船操练提督吴安康，“海安”的管带是千总王予照。
日本朝野及海军，对中国来访的这艘大型军舰，显得颇为注意。援引之前接待“扬武”舰的外交规格，对其进行招待，同时不乏对舰上技术状况的密切关注。“海安”先后到达日本的横滨、长崎等港口，熟悉日本沿海航道。对这艘庞然大物，日本海军先是充满神秘感和危惧感，等见到真身之后，才发现原来与自己海军中的“筑波”、“富士山”等老式炮舰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吨位更大、火炮更多而已。不久之后，为了取得对中国的海上优势，英国纽卡斯尔接连问世了“比睿”、“金刚”两艘日本军舰，外形上依然是老式炮舰的模样，但已经跃升成带有装甲的铁甲舰。
首航日本后，“海安”成了上海至日本航路上的熟客。1877年，清政府派翰林院侍讲何如璋出使日本，担任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从京师沿通州运河首先到达天津，拜谒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教外交事宜，而后乘招商局轮船取道江苏省城江宁。两江总督沈葆桢与何如璋会见后，以“‘海安’曾巡历日本，港道稍习”（7）为由，决定派“海安”舰护送使臣前往日本。1877年11月23日傍晚，何如璋一行30余人登上“海安”，踏上赴日旅途。航程中曾一度遭遇大风，站立在“海安”舰的飞桥上，饱览海上壮丽景色，何如璋激动不已，在日记中充满感慨：“风紧帆张，真有破浪如飞之慨”，“北风横卷，波轮相搏，如万马奔腾，殷雷震耳”（8）。
日本海军早期的外购军舰“筑波”，外观上和“海安”有许多神似之处。
11月30日，“海安”顺利到达日本长崎。接近港口时，桅杆上换挂日本国旗，鸣21响礼炮。长崎炮台及在港日本军舰也都升中国龙旗，鸣同数礼炮回礼。旋即，停泊在长崎港的各列强军舰，也都纷纷向“海安”致礼，“泰西各兵舰，均具仪如款宾然，我船亦依次答之”。此后，载着公使一行，“海安”开始了在日本境内的游历，先后途经马关、粟岛、神户等地，在东海道附近海面，还救起了遇难的日本船民。最后，公使在横滨港离舰，当时与“海安”同时停泊在横滨的，还有日本海军的明轮炮舰“春日”，即原来阿思本舰队的“江苏”舰。
礼成之后，“海安”旋返上海。犹如是其生命中仅有的闪光，“海安”在出访日本后不久，就渐渐黯然陨落，不复见于中国的海军史。出访归来仅仅几个月，1878年8、9月间，顶着炎炎烈日，“海安”驶回江南制造局，依据当时的记载，此行是为了大修。但事实上，这是目前所能查到的“海安”最后的记载，至于大修的原因，以及结果，都无从得知，只是从那一年开始，江南制造局的军火发放单上，再也没有了“海安”的名字，南洋水师的编制中也再不见这艘军舰。是否是因为舰体、机器出现了严重问题，修复不成而拆解，或是商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南制造局的经费收支报告中，的确有军舰拆解出售收益一项。
“海安”退出海军舞台同时，在江南制造局里默默封存多年的同级姊妹舰“驭远”被起用，原“海安”舰舰员全部配属到“驭远”舰上，各项薪粮编制完全仿照“海安”，由这艘姊妹舰接替“海安”的职能。
石浦惊变
投入现役后，“驭远”扮演的角色和“海安”几乎别无二致，仍然以赴日本航行操练为主要任务。同时，还于1881年，执行了护送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赴日的使命。仿佛这级军舰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李鸿章1882年致船政大臣黎兆棠的一封信中，作为负面例子，提及驻日公使黎庶昌曾来信告知，乘坐“驭远”赴日途中，“该船机器屡坏屡修”。动力系统的问题，显然成了这级军舰的致命伤。
1883年，中法两国在越南主权问题上引发战争。随着法军在越兵力的加强，刘永福黑旗军和在越南的清军，相继遭遇北圻、北宁惨败。在此情况下，1884年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巡洋舰“窝尔达”舰舰长福禄诺谈判，签订中国撤回在越军队，法国不向中国索取任何赔偿的和约，“法国既感中国和商之意，并敬李大臣力顾大局之诚，情愿不向中国索赔偿费”。未料，6月23日，法军在接收清军在越营区的过程中，双方军队在越南观音桥再开战端。认为中国撕毁和约的法国政府恼羞成怒，战火重燃。法方决定占据中国沿海几个优良港口，以此作为逼中国和谈的质物，同时表示，此后和谈中国必须向法国作出赔偿。
作为当时法国规模一度胜过本土舰队的另一支海上力量，孤拔率领的远东地区海军，开始在中国沿海疯狂挑衅。8月23日，中国船政水师在福州马尾遭遇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10月，法军进攻台湾基隆、淡水等港口，封锁海上交通，台湾形势岌岌可危。
10月26日，督办福建军务大臣左宗棠上奏，请求由南北洋各派军舰，南下支援台湾海防。李鸿章随即派出北洋最新锐的巡洋舰“超勇”、“扬威”，由林泰曾、邓世昌分别管带，统一由德国人式百龄率领，开至上海会合南洋水师军舰。两江总督曾国荃经过与水师提督李成谋商量，决定将新近编入的“开济”、“南琛”、“南瑞”三艘主力巡洋舰全数派出，另加入“澄庆”、“威靖”两艘炮舰。后嫌“威靖”航速慢、火力弱，改将南洋的大型军舰“驭远”换入队伍，时任管带是副将衔补用参将准补太湖右营都司金荣。
美术作品：石浦夜战中，法国杆雷艇进攻“驭远”的一刻。
正当南北洋军舰汇聚上海，忙于会操演习时，朝鲜突然爆发甲申事变，日本公使馆在暴动中被焚毁。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立即电报李鸿章，请急速派军舰前往朝鲜控制局势。12月14日中午，李鸿章一面向总理衙门通报，一面致电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明确告知将派“超勇”、“扬威”北返。当天夜间，李鸿章突然接到电旨，命令“超勇”、“扬威”不得调动，留在上海等待南下支援台湾，援朝一事，改派“驭远”、“澄庆”前往。对比战事已起的中法冲突，和尚有挽回余地的朝鲜问题，显然前者对于军舰的战力要求较迫切，如此安排可谓十分妥当。对此李鸿章回奏，称“超勇”、“扬威”已安排好于第二天一早开驶，“驭远”、“澄庆”则“不知船在何处，何日能开，恐有迟误”。而且“超勇”、“扬威”为了备明日出行，可能已经开往吴淞口，中途无法电报通知折回。得悉这一情况，清政府只得默认。如果当日“超勇”、“扬威”能够南下援台，则与法国军舰遭遇时，未必没有胜算。而“澄庆”、“驭远”，也可躲过后来的劫难。
仅剩南洋五舰的援台舰队，继续在式百龄监督下进行训练、改造。为了增强舰只的火力，北洋将存在上海地亚士洋行的几门哈乞开司机关炮全部拨给南洋使用，分装给援台各舰。“驭远”舰的桅盘上加装了围壁，前后桅各安装了一门哈乞开司五管机关炮。
1885年1月18日，南洋援台五舰由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率领，驶出吴淞口，踏上援台的征途。值得注意的是，舰队司令吴安康选择了三艘主战巡洋舰中最强的“开济”作为旗舰，临行前经苏松太道邵友濂保举担任五船营务帮办的候补副将丁华荣，在两艘殿后炮舰中，没有看中大军舰“驭远”，反而选择“澄庆”作为座舰。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驭远”的舰况已经不佳，昔日的巨擘地位早就不在，成了十分难堪的“鸡肋”。
吴安康率领军舰出航，并没有直接驶往闽台，离开吴淞航行不久，即到达宁波停泊。一直拖延了近一个月，1885年2月13日才离开宁波南驶。开出檀头山洋面不远，南洋5舰突然发现6艘法国军舰从后方驶来，其中包括法国远东舰队的主力“巴雅”、“凯旋”号装甲巡洋舰。仇敌相遇之际，吴安康没有考虑作战，只是下令加速脱离接触。“驭远”、“澄庆”因为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