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核夺施行”。（27）
这一骇人听闻的说法传出后，引起了中国官场不小的震动，在洋务官员看来，赫德这一举动，大有项庄舞剑的嫌疑。当时赫德正在极力向中国推销铁甲舰、蚊子船，曾任船政洋员监督的日意格因为经常指摘英国舰船的缺点，可能成为了赫德的眼中钉。同时，推销英国船只的最大竞争对手，无疑是中国国内的造船企业，挑“康济”的问题，无外乎是给官场人士留下福建船政造舰水平不行的印象。
对于赫德的批评，洋务派官员立刻群起回击，以防被清流保守派借机生事。时任船政大臣黎兆棠最先行文总理衙门，称赫德的行文“足证遇事关心认真”，但是将普通商船规范引用来挑剔“康济”的做法，“微有不符”。
有别于黎兆棠温文尔雅的反应，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举动显得更为有力。先是转述了事件当事人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查验的结果。即“康济”舰原本是军舰舰型，“不计装货多寡”。商议拨给招商局后，“将船中添配船面，连接船头船尾，庶使住房之外多装搭客”。称“康济”从马尾开往上海的途中，“亦觉平稳”，虽然不是商船常用的平底船型，但是稳性与招商局进口的商船并无多少差别。到达上海后，招商局为“康济”舰投保，“洋行保险验船人到船细看，均称船身坚固，行驶平稳，否则船主固不放心，即保险洋行亦不肯承保”（28）。
经过一番事实陈述，李鸿章做出结论性的建议，认为福州理船厅的说法“恐非确论”。此后，李鸿章又再度详细上奏清廷，力陈“康济”舰经过实际使用，“亦称平稳”，所谓尖底船不能用于商用的说法不可靠。在李鸿章的有力支持下，船政大臣黎兆棠等又接连上书澄清，最终化解了这场大风波。
“康济”拨给招商局后，主要在香港南洋一带航线航行，实际运用中并没有出现赫德说的危险情况。随着招商局商船的进一步增多，1884年左右，“康济”被调拨给同属李鸿章淮系的北洋水师。和该级军舰的首舰“威远”一样，“康济”不久也成了练习舰。
1888年，随着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军中急需专门用于培训鱼雷专业士兵的练习舰，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遂决定将“康济”练习舰改为鱼雷练习舰。（29）改造的内容主要是添加武备，回到福建船政进行施工，从之后的情况看，“康济”舰简直成了武器训练平台，所装备的武器型号五花八门。共装备有80磅瓦瓦苏尔前膛炮一门，12磅阿姆斯特朗炮两门，87mm克虏伯舢板炮四门，金陵制造局造10磅前膛炮四门，诺典费尔德机关炮两门，格林机关炮两门。由于“康济”舰体改动余地较小，这些火炮大都安装在舱房顶部。除此外，另加备了两具从德国购买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用于教学训练。（30）
北洋海军覆没后，停靠在刘公岛铁码头旁准备运载残存官兵出岛的“康济”。非常巧合的是，这张照片中“康济”舰左侧海面那艘露出桅杆的沉船，就是“威远”舰。
甲午战争时，“康济”舰未参与主要战事，北洋海军覆灭后，日军将其解除武备，归还给中国，用以运输提督丁汝昌等人的灵柩，以及残存的北洋海军官兵离开刘公岛。1896年，清廷重建北洋水师，“康济”更名为“复济”，重新充当练习舰，并参与了从日军手中收回威海卫的仪式。推测于1910年左右退役。
“澄庆”
1879年7月25日，即船政第三号铁胁轮船“康济”下水后第五天，船政第四号铁胁轮船兴工建造，仍然属于“威远”级。工期如此紧凑的缘由，在于当年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函商，沈葆桢以南洋海防急需得力军舰，要求从船政调拨。对于开山之祖的要求，船政的回应相当积极，原本计划调出“扬武”、“威远”两艘军舰给江南，但当年中俄在西北发生龃牾，福建的海防形势陷入紧张，无法外调分拨军舰，遂决定立刻着手用轮机车间仿造出的第二台康邦机器建造一艘新的铁胁轮船，调给南洋。
船政后学堂首届学生，中国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后来担任“澄庆”舰管带的蒋超英。
这时，船政大臣吴赞诚因病离职，赴江苏求医，直隶按察使黎兆棠被任命为第四任船政大臣。黎兆棠，字召民，广东顺德人，进士出身。丁日昌调职后，曾与吴赞诚同是第三任船政大臣的候选人。黎兆棠曾任津海关道等职，与治民直隶的李鸿章多有交往。接到清廷任命时，黎兆棠正因“心血过亏，血不养肝”等病在籍休养，病假到期后即奔赴福建，中途留意查看了两广总督刘坤一购买的黄埔船坞，又绕道广东揭阳，拜访第二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当面求教。
第四任船政大臣到任后，赶巧遇到了船政第四号铁胁轮船下水。1880年10月22日，黎兆棠率同船政官员，敬拜天后妈祖、江神、土神、船神，主持新船下水仪式，为他到任后问世的第一条船起了一个喜气洋洋的名字：“澄庆”。（31）
和第三号铁胁轮船“康济”采用的商船船型不一样，“澄庆”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海防目的而造，船型回复成了与“威远”、“超武”相同的军舰舰型，各种舰材、轮机均为国造，所有的参数与“威远”、“超武”完全相同。1880年12月29日，由船政后学堂首届毕业生、留英归来的蒋超英担任管带，驾舰出海航试，船政大臣黎兆棠随船监督。航试中测得顺风顺潮时轮机转速每分钟95转，航速近13节，逆风逆潮时轮机转速每分钟91转，航速约8节。（32）
按照“澄庆”建造初的目的，该舰很快派由蒋超英管带、吴梦良帮带，开赴江宁，编入南洋海防。只不过当初提议拨舰的沈葆桢已经作古，此时在燕子矶头迎接新舰的是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澄庆”舰从船政出发时，船政并未装配任何武备，均留待到南洋以后由南洋出钱解决。黎兆棠在该舰航试时称，计划装备阿姆斯特朗7寸炮1门为主炮，其他另装备6寸及70磅炮各一门，40磅炮二门，总数上比“威远”舰的备炮少了二门，推测可能是计划取消一组侧舷炮。实际到达南洋后，装备到“澄庆”舰上的是160mm克虏伯主炮一门，120mm克虏伯副炮六门。
1881年末，左宗棠受命任职两江，接替临时代职的湘军水师名将彭玉麟。甫抵江苏，左宗棠即在镇江、常州、江阴、靖江、南通、苏州等地视察江苏沿江防务，熟悉军情，之后赶赴吴淞口，检阅江南提督李朝斌统率的南洋军舰。江面上群集列阵的军舰中，“澄庆”赫然在列，“试演大炮，打靶致远”（33）。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中国出兵干涉。北洋水师当时军舰单薄，遂从南洋调用了“澄庆”舰，事件平息后归还。1883年5月20日，为南洋水师预储驾驶人才，左宗棠上奏清廷，将“澄庆”舰改作练习舰，仍由蒋超英担任管带，抽调船政学堂学生及招募江浙沿海水手上船实习，每三年培训一批。“威远”家族的第四艘就此也冠上了练习舰头衔。
中法战争开始后，清廷命令南北洋派遣军舰支援台湾防务。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荃与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以及北洋大臣李鸿章会商，决定除派出南洋的“开济”、“南琛”、“南瑞”、“驭远”四艘巡洋舰外，增派“澄庆”舰。北洋水师由教习德国人式百龄率领的“超勇”、“扬威”抵达上海后，会同南洋五舰进行操练、改造。式百龄提议中国军舰应当多安装桅上的机关炮，以便战时杀伤地方舱面人员，和南洋的几艘巡洋舰一样，“澄庆”的桅盘用2英寸厚的钢板进行防护，前后桅杆桅盘内各安装一门哈乞开司机关炮，加强火力。
1885年2月12日，南洋五艘军舰南下，航行至浙江石浦附近海面，与法国军舰不期而遇。害怕遭遇损失，南洋五舰疾驶趋避，航速较慢的“驭远”、“澄庆”就近驶入了石浦湾，其余的“开济”等三舰则去了更远的宁波镇海口。2月14日，经炮舰“益士弼”入石浦湾口侦察，判明了“驭远”、“澄庆”的舰位后，深夜，在石浦湾外监视封锁的法国军舰发起攻击行动。法国装甲巡洋舰“巴雅”号派出2艘舰载杆雷艇，由“巴雅”大副戈尔敦（P。F。C。Gourdon）上尉和水雷官杜波克（E。C。E。Duboc）上尉分别指挥，于15日凌晨3时30分后开始攻击。戈尔敦上尉指挥的杆雷艇首先击中“驭远”，“澄庆”则和岸上的火炮一起还击法军，史称石浦之战。
美术作品：石浦深夜激战中沉没的“澄庆”号。创作：海军史研究会 顾伟欣。
激战一夜，15日天明后，石浦湾内出现了一幕奇怪的情景。被法军杆雷艇击伤的“驭远”舰已经竖立沉没在湾内，而法军并未记录到对其发起攻击的“澄庆”舰竟然也翻覆在水中。有关出现这一幕的原因，当时舆论传言是“澄庆”军舰畏战，管带下令自沉。而法国海军的看法则有所不同，“它（‘澄庆’）的丧亡纯粹是由于‘驭远’的中国炮手，或亦由于地上炮兵的心忙意乱，他们以为是射击我们的水兵，不晓得乃将榴弹如雨地打在这艘可怜的小军舰上了。”（34）相比较“自沉”这个突兀的解释，凌晨黑夜中，中国军舰突遭袭击，还击时场面混乱，不辨目标，或许是此事更为真实的面目。对此，“澄庆”的管带蒋超英在后来审讯时提及的己舰被法舰击中的供词，值得现代研究者加以特别注意。
“澄庆”、“驭远”沉没后，清政府始终未能判明具体的原因，只是笼统地下旨“管驾、弁员并未并力抵御，又不小心保护，以致失事，殊甚痛恨！著曾国荃确切查明，严参究办”（35）。“澄庆”舰管带蒋超英和“驭远”舰管带金荣一起被判革职充军，负责组织将沉船火炮打捞后起解。
1959年，上海打捞工程局第三工程队在石浦湾找到了两艘清代沉船。“1959年该局曾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