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一下我父亲所定的从姨太太以下的月费的数目。各房姨太太的月费是80元到100元。原来是，每生一个孩子，加给月费3元，到了中南海后改为加6元。二姐姐和我特殊，月费都是30元。每月月费由“账房”按着房头包好，由“管事的”申明善分送。除此之外，当姨太太们需要购买一些特别的东西如衣料、首饰等等的时候，总是用一张白纸条写上需用的款数，请我父亲在条上批示，然后再由“账房”将款送来。这种特殊费用，她们总要等到我父亲高兴的时候，才敢拿出条子请他批示，不然是会碰钉子的。还有另一种要钱方式，那就是买好东西，开好了账单，请我父亲在账单上批了“照付”后，再送交“账房”取款。一般说，这种账单的款数都是比较小的。
我父亲所用的“管事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申明善，一个是符殿青。两个人都兼着“账房”的职务。申明善小名狗子，从十一二岁起就在我们家当差，人极聪明能干，很能得我父亲的信任。符殿青除了兼管“账房”以外，还专门担任着替我父亲“置办”姨太太和丫头的任务。像上面所谈过的六、七、八、九4个姨太太和在我身边伺候的几个扬州籍丫头，便都是由他在各地“置办”来的。此外，他还兼管传戏。我父亲在彰德隐居及以后在中南海的时期，每次唱堂会，都是派他一手办理的。除此之外，我父亲在居仁堂楼下办公和会客的时候，随身在房伺候的一共是4个人，申明善也算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申明善的弟弟申明德和何致祥、马其昌3人。替我父亲总管北京、天津两地房产的是袁乃宽字绍明，是我父亲后认的本家。。管理彰德地产的是徐天成。
我们称呼男佣人为“老伙”。前在东华门大街被炸死的袁振标是我们家的老佣人，我们都叫“袁伙”，称呼女佣人为“干”，如张干、李干。多年的老佣人，如果死了，在禀了我父亲之后，按他当差的年限“赏”给丧葬费和抚恤费。如果这个人另有功劳，那么，我父亲就不但要给他全家的用度，并且还让他的家属跟在一起住着，以便有所照应。在礼节上，对他们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我家的规矩，一个老佣人可以和我娘平起平坐，可是儿媳们却必须在一旁站着。至于那些买来的丫头，如果岁数大了，一般地说，都是通知她家里人把她领走。有那实在不愿意领走或是丫头本人不愿意走的，就暂时仍然留住，以后遇有合适的对象，就由我家把她陪送出去。
专馆和他对子女的教育
我父亲对于儿女的教育，主要的是采用专馆家塾。教育的办法。这个办法，从他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时就已经开始采用了。当时只有女馆，所请的老师也是女的。设女馆的用意只是让他的几个姨太太读些书，我们大一些的姐妹们跟着认识些字罢了。后来，他在军机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锡拉胡同的时候，和以后被罢职住在彰德时，也都只设女馆。至于四哥、五哥、六弟，当时都留在天津读书。他们有的时候也回到北京或彰德住上一个短时期，然后再回天津。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别成立了两个专馆。
两个专馆的规模以及课程安排，都和一般学校没有什么差别。这就等于在自己家里成立了两个学校。我父亲为了教育子女所付出的财力和物力，也算得是不在少数的了。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到专馆去检查过儿女们的功课。以女馆为例，他从来没有把女教师请到他的办公室和她们研究一下关于教学上的事情。逢年过节，女老师前来给他拜年、拜节，他总是“挡驾”不见的。他在四哥、五哥、六弟前来请安的时候，经常嘱咐他们要好好念书，也对二姐和我说过同样的话。可是他既没有当面考核过儿女们的功课，也没有对儿女们说过应当怎样念书才算是好。
下面简单地谈一下关于这两个专馆的情况。
当时的男馆，设在北海五龙亭北土山上的一片房子里，是否就是现在的中央文史馆的馆址，已不能指认了。它像当时一般学校那样设有汉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各门课程都请专门的老师来讲授。其中比较有名的汉文老师有严修、方地山、董宾吉等人。教英文的是一位外国人。当时在馆读书的男生，共计四、五、六、七、八、九、十弟兄7人。依照专馆的规定，不论老师和学生，都必须住在馆里，并专有一个厨房供应他们的伙食。也用了一些男佣人，做摇铃、打扫教室和馆内杂役等事情。同时，还用了一些人专门伺候老师和学生，由于四哥、五哥都结了婚，先后搬回了中南海，只在上课的时间才到专馆里来，成了“走读生”。当时总管男馆事务的，是经我父亲指定的严修老师。严字范孙，天津人，是一个有名的学者。
女馆设在中南海字廊后面假山上的一个院落里。它也同样是按学校的设置来办理的。每天上下午，一共上8节课。上午8至12时上4堂。下午1至5时再上4堂。每堂课的上课时间是50分钟。课程和男馆不同的是没有体操。所请的老师，都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计有教汉文的杨蕴中、董文英。教算术的是唐尹昭，教历史的是朱绍仪……等等。英文是请了一位英国姑娘苏小姐来担任的。汉文又分门别类的讲授。例如，杨教的是古文，课本是《古文观止》；董教的是《四书》。教室内，同样设有讲台、讲桌和课桌、课椅，就外观上看，是和一般学校的情况完全相同的。
当时在女馆上学的，有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姐妹9人，还有大哥的头两个女儿，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那时候，还有我二伯家里的一个大姐正在中南海内，所以也同在这个馆里读书。女馆里按照文化程度，分为第一、第二、第三3个班，第一班有二姐和我，大哥的两个女儿，五、六两个姨太太和二伯家的大姐，一共7个人，第三班则是一些小妹妹们了。专馆里也规定了考试制度，计有大考、小考两种。小考在暑假前举行，大考在年假前举行，也同样记分数，定名次。每次考试的第一名是有奖励的。二姐和我的功课在第一班里是最好的，每次考试都是我俩轮流得第一。因此，在考试的前夕，我父亲总要问问我俩，这次如果考了第一名，要些什么东西。假如我真的名列第一并在考前说是要一架新式铜床的话，那么，名次一定，新式铜床便也抬到我屋里来了。我们姐妹姑侄是有学名的。对那4个姨太太，老师们在课堂里叫她们“姨太太”自然不便，因此，我父亲便分别给她们起了名字，五姨太太叫做志学，六姨太太叫做勉学，八姨太太叫做潜学，九姨太太叫做勤学。
女馆的女老师们，也住在专馆里，也专有一个厨房供应她们的伙食，专用了一些女佣人来伺候她们。她们的月薪，大约是每人100元。这样一些物质待遇，在当时说来，算是很优厚的了。但是，她们却有一大苦恼，那就是虽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来限制她们的自由，实际她们的行动却大大的不自由。在总统府里，我们姐妹和丫头、老妈们尚且不那么自由自在地任意闲步，何况那些女老师！请假外出，本来是允许的。但是外出的时候，要开一种条子，既要有专人送出府门，回来时，也还要有专人在府门迎接，才能进得来。因此，这些女老师们为了避免进出的麻烦，除非有特别紧要的事情才出去外，不管什么样的佳节良辰，都在那小天地里熬，惟有等待寒假、暑假的到来，才能得到解放，走出总统府。
我们女生是不住在女馆里的。学生每天上学的时候，总要带着自己的丫头或是老妈，有的小妹妹还要带着奶妈，以便随时得到伺候和照料。学生们在教室里上课，这些随从们就坐在教室外的廊子里，等待各自的主人随时来吩咐她们些什么。教室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上着课，某姨太太忽然站起来说“杨先生，我请一会儿假”，接着她便走出了教室，向自己的丫头问“总统吃的饺子预备好了没有”，或是再吩咐一些别的问话，然后再回到教室继续听讲。也可能在同一堂上，别的姨太太也同样来上那么一套。请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们怎么能够讲好，学生们又怎么能够专心！
女馆同样规定学生要和老师一起吃午饭。但是，那几个姨太太有的要回到居仁堂陪着我父亲吃饭，有的要回到自已屋里单吃。二姐和我也不能经常地和老师们一同进食。
就我父亲设专馆的本意说来，不但希望儿女们从这里学到封建社会所需的“学问”，同时还希望儿女们在和老师的日常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一些同样是封建社会里所需要的进退应付的规矩礼节。但是，根据当时的男馆、女馆的情况来看，由于我父亲不得其法，所以它们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我父亲对于教育子女，除了用专馆以外，就只有一味地严厉了，尤其是对儿子们，有时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在彰德，有一次四哥偷偷地跑到养寿园里的水池内捞鱼，正在捞得高兴的时候，猛然听得岸上“哦”的一声，似乎是我父亲的声音，他赶忙跑了上来，却是五哥在假装着捉弄他。第二天他又去捞鱼，同样地又听得“哦”的声音，他认为一定是五哥搞的鬼，便喊了一声：“好你个老小子！”不料，这次却真是我父亲带着一些人来散步了。当时我父亲就叫丫头把四哥从水边拉了上来，不容分说，用棍子打了一顿。因为四哥克良不爱读书，又娶了唱戏的孙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亲最不喜欢他，挺大的人，有时也要挨打。
弟兄们对我父亲非常害怕，在他面前就只有一味地驯顺。他们每天照例要向父亲请安，每天都几乎照公式问答。在中南海，大哥、二哥、三哥每天都是在我父亲吃午饭以前，大约上午11点多一点，到居仁堂去给他请安。当他们进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