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将以讨论所得，贡之国民云云。
在民国共和政府之下，而容此等非法机关存在，是诚奇迹！盖古今中外，无有人在本国法权之下，而集会结社，公然讨论本国国体者，更未有昌言推翻本国现有之国体，谋植其他国体而不触禁令者。八月十七日《申报》载北京电云：
有人谒袁总统，问应否干涉筹安会？袁答近数年来，此项言论，耳闻已热，永不措意，自因欧战及墨西哥屡次改变，遂激触中外注意新造民国利害。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且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汶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研究者作何主张，于余个人固无嫌疑可虑。余及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亲族，人情切已，自当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予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干涉？又另一方面人云：袁意谓此日如不任令学者舆论自由研究此项问题，则有一部分人主张颇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空气。
二十七日《申报》又载北京电云：
据可恃消息云：政府刻接各省来电，询问政府对于筹安会之态度。政府复电，谓筹安会乃绩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云。……
九月三日又载《字林报》二十九日北京通信论述筹安会近事云：
筹安会及赞成筹安会之主义者，谓恢复帝制，大有益于中国。其所持之最大理由，则谓中国帝制沿传已久，华人政治程度不高，不足以解共和，且不能得其益。再中国自建共和以来，制度常不完备，如民选国会之不适当是已。国家行政，反因国会而不能进行，故袁总统不得已遂下解散国会之令。今新制既不适用，何若改用旧制之为愈乎！此筹安会诸人之言也。惟欲得践帝位适当之人，其事颇难。袁氏为今日中国之元首，且似为中国惟一之人才，就事势言之，有作皇帝资格者舍袁而谁？但袁氏有誓言，且有自幼倾向共和之语，今可竟为皇帝乎？袁曾自言曰否否。第背誓失信，世之伟人，曾有为之者，袁或将忘却前言而一为之乎？华人果欲奉袁为皇帝与否，是为疑问之点，陆军必拥戴袁氏，决无可疑，而官场之大多数亦必效陆军之所为，盖高官厚爵，皆从袁氏而来也。
惟学界商界及一般老百姓，对于此事将具何种观念乎？余知其观念与袁氏自言者必同：盖以为此事办不到也。若辈尚忆得袁之誓言，袁之自幼倾向共和一语，及袁之矢忠清室之事。曾有人谓余曰：“袁若登帝位，则大背中国之道德。然恃兵力以握大权之袁氏，若有陆军听其指挥，则道德问题或不足以萦袁氏之念也。且抱道德观念之国人，或政界以外注重政治之少数人，亦不敢起与袁氏为难，苟有之，则陆军将迅速扑灭之矣。所可虑者革命党耳。党人近虽潜伏，然非根株尽绝，粤、湘两省，蠢蠢欲动；香港、上海两处，不绝党人之踪迹；日本一带，党羽尤多。若辈言及袁氏，辄目眦欲裂。其所议论，诚未便发表于报章。目下革党势力薄弱，其宗旨不为人所信任，实属咎由自取，然亦未可因其势败，而遽存革党不足虑之心，若辈未尝不可乘时因势，而起抗袁为帝之师；于是国内治安，将为之扰乱。袁之陆军固可荡平之，但兴师乎乱，将发生不利于今日中国之种种恶果矣！”
赞成帝制者，又有一理由谓：“帝制实行，则元首嗣继之问题即可解决。今袁在实际上为终身总统，石室金匮中藏候补总统者三人之名，一旦总统缺席，则选三人中之一人以继之。惟此三人者皆无强大势力，恐届时握兵权者将有争夺大权之事。若袁为皇帝，有自择其子以继其后之权，则国家可无握兵权者互夺宝位之危。”主张帝制者之言若是。华人愿有候补者三人之一以为总统，或愿袁氏之长子以为皇帝，此固华人所应自决之问题。惟继位问题之所使人忧虑者，则因今日政府绝无制度可言也。今之政府，即个人独断专行之政府！袁氏轻轻扫去国会，另定一种宪法以合其宜，今之宪法，若袁氏不以为宜，则随时可以取消。袁之仇人，或死或降，新税施行，悉出己意，政事之良窳，由袁氏自负责任。在外人视之，苟袁氏一旦不测，则现有之行政机杼，悉将倾覆而无遗，此为独夫政府之恶果！故主张帝制者，有以袁氏为皇帝，以袁子为储君，父逝子继，俾行政之责任，有所归属之语。但吾人所不可忘者，袁氏已为公认政体之元首，袁氏不用此政体，而反破坏之！袁若由总统而为皇帝，谁敢信其必采宪法政体，如主张帝制者所言乎？吾人知其必仍专制不逊于前，即有所谓国会者，亦必为袁氏个人之国会，存亡系于袁氏个人之意。若袁氏果有召集国会之心，则以君主国名义召集国会，何若以民主国名义召集国会之为名正言顺，于事更事便利耶？推论此事之根由，实因袁氏欲在国中培植绝大势力，以决继位问题。但若袁氏为总统时，既不能达其希望，则作皇帝时，又乌能达其希望耶？此事千言万语，讨论不穷，然其结论则一，即择定之继位者必为新握重权之人，或为常集权力行政统一之领袖；若仅决定继袁氏者抑为总统或为皇帝，则无益焉。中国国体应釆民主制耶？抑君主制耶？此固为华人独自解决，勿庸外人置议之问题。华人苟民心一致，而国体变更，又足使国本坚固，则外人决不作干预之梦想。然袁氏之得以巩固其地位者，多赖外人精神上财政上之助力，外人于此又乌可无言耶？数年来中国危乱之际，外人势力影响于中国事者，其功甚伟，难以尽述。就事实言之，外人扶助袁氏使其得有今日，外人固望袁氏善用其因外人扶助而得之权力，以造福于国家也。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时局，则非此间多数欧人所敢信者也。不独信其不能改良时局，且恐时局反因此而愈恶！盖外人知国人对于袁氏计画，必有激烈之反对，甚至非用兵不足以定之也。再袁氏长子入继大位，果能较国民心目中所以信任之代表更为安稳乎？此亦非外人所敢信者也。质言之，此间外人，以为袁氏刻方着手行其建立政局之事业，且有发表意见者，谓袁氏不应利用赖外人而得之权力，以扩充其个人之希图云。
筹安会之为秉袁意而设立之御用机关，实已不待明眼人矣。当时反对派有欲组织团体与筹安会对峙，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国是讨论会等，然或官厅不予立案，或受其他之牵掣不能成立也。
第四节帝制之实现
筹安会既由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宪”而奏功，于是梁士诒继起组织请愿联合会。以沈云沛为之长，作进一步之工作矣！其发起之宣言如下：
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自顷以来，二十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政府以兹事体大，亦尝特派大员，发表意见于立法院，凡合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之请，代议机关，所以受理审查，以及于报告者，亦既有合于吾民之公意，而无悖于政府之宣言，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宜有舍旧图新之望矣！惟是功亏一篑，则为山不成，锲而不舍，则金石可贯。同人不敏，以为我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职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厉之功，胥以能否联合进行为断。用是特开广座，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议定简章凡若干条。此后同心急进，计日成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匪特区区本会之厚幸也。
自请愿联合会发生以后，各省及各机关之请愿书，纷纷投至，即向参政院提出。当时之参政院又奉命为代行立法院，于是开会讨论，将付审查，袁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莅院，发表宣言书，略谓：
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地位，四年于兹矣。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虞陨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现居之地位，即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诿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甚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其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袁之不愿以代行立法院解决此重大国体问题，所以特示郑重者，无非故作艰难，直逼出“民意”二字，为国民代表大会之导线耳！比由请愿联合会趋承袁意，二次请愿，请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机关，参政院因以建议，咨请袁氏，即随发教令，定于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国民会议之复选，召集国会，解决国体。将擒先纵，欲速故缓，又一种做作而已。故转瞬由请愿联合会三次请愿，以另组机关征求正确民意为辞矣！所谓“立法贵简，需时贵短”，参政院因以建议，即用国民会议之初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从此国民代表大会之局面既开，请愿联合会之功用已毕，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