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跟伊藤形式上还是平起平坐，对等会谈。此时就不同了：一个是战胜国的全权大臣，一个是败兵之将；一个漫天讨价，一个哑口无言。谈判陷于僵局时，日本方面忽然跳出来一个冒失鬼，对准李鸿章打了一枪，打得他血流满面，这才激起了世界舆论的公忿，一致谴责日本不配称为当代法治之国。日本政府慌了手脚，不得不在形式上作出某些让步，与清政府订立了《马关条约》。”
“条约签定后，有人替李鸿章脸上贴金，说什么这位忍辱负重的老中堂，用了自己的鲜血，换来战胜国的宽大条件。这个条件究竟宽大到什么程度呢？请看，清政府在条约里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割让了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在中国内地加辟了沙市、重庆、杭州、苏州四个通商口岸；中国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开设工厂；允许日本船只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中国赔偿日本战费二亿两，按照中国四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摊派半两银子。此外还有不少苛细项目，就不必一一列举了。”（《袁世凯演义》）
第二节李鸿藻举荐
袁世凯由韩归清，郁郁不自得，深怨李鸿章不用其谋，大不以李为然。虽有热血满腔，而大势已去。时清有太傅李鸿藻，为袁父执。袁往谒，痛陈时事。
“李鸿藻，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清史稿》卷四三六）
訾李鸿章旧制之军队腐败，道我军训练之精，并自言驻韩功绩。李重其才，遂向督办军务恭亲王前道袁韬略。恭亲王乃派袁充前敌营务处。时宋庆等已败至田庄台，望风而逃。清营旧制，营务处本无事之名目，加以前敌诸统将官职多大于袁数倍。清之政界，素以位高为尊，才能非所计也。咸轻视袁。依当时清军队之溃弱状态，及军械饷需之情形，虽任袁世凯以重职，亦无能为也。不特一袁世凯，即千百袁世凯又何从补救？故袁虽在前敌，亦无所设施。及日清和议成，清之兵队解散，袁世凯仍旧赋闲。李鸿章自此遂成全国之公敌，欲食其肉寝其皮者颇不乏人，即素知李之西太后亦为众口所惑，李遂去位。而袁世凯更无栖止矣。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日清和议成后，清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坐谈。李谓人材难得。伊藤问李曰：“袁世凯现任何事？”李曰：“小差事无足重轻。”伊曰：“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重轻小事，无怪无人才也。”李之书记遂记入李日记中。岂知一语闲谈，遂影响于袁世凯者不浅。
“有人传说，马关议和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曾向李鸿章问及袁世凯的近况，于是又有人替袁捧场，说什么‘日本人如此重视袁世凯，可见此人必有非常之才’。以上这些话题，在北京广泛流传，于是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也都称赞袁世凯‘通晓戎机，才堪大用’。随后清政府降旨叫袁留在北京，听候督办军务处差委。”（《袁世凯演义》）
第三节徘徊京津之间
袁世凯自日清战后随营解散，徘徊于京津之间，无所事事。适李鸿章马关议约回，李书记辈编李与伊藤、陆奥之谈词以闻，清各报亦多载李日记。清之朝野上下睹我伊藤氏答李鸿章之言，皆以袁世凯为一时人杰。于是袁世凯三字遂振振有声，留心人才者咸欲一睹其人。
袁知负时名，遂干当道名公，希有建白。
清方大挫之后，二三老臣为国求贤，于两宫前保荐袁之才略。旋奉旨召见，详询时事，袁奏对多中肯要。自负必可得志，即旁观亦谓袁必邀异数。不料召见后即交军务处差遣，袁大为失望。由是日奔走于王公之门，亦无效果，久之军事已毕，军务处亦不能存立，尚有何差可任？袁心灰意阻，加以数月来奔走酬应，支绌异常，债负累累。时西洋人贸迁中国，尚不甚久，尝以言语不通，情形不熟，多雇用清人为经理。业洋行者又须运动官场，方能发达，凡充西人洋行经理者，清人曰买办。清所需军装器械，皆仰给外人，盖不善制造故也，即今尚然。充买办者常居间收利，有暴富至数百万者。袁世凯以不能迁官，即求治富，颇羡买办业。适有西人欲开军装洋行于天津，拟聘熟习官场人为买办，盖知清此次之败，海军战舰、陆军军装器械全数告尽，势必再置。置则必须仰给外人。西人以有大利可图，故争先恐后设行以图招揽。袁欲应聘充买办，奈须保证金数万元，时两袖空空，无从措手。
第四节受诏督练新军
先是袁充前敌营务处时，与奉天举人王英楷结莫逆交。王本巨富，其人为野蛮中之最开化者。与袁畅谈时事，两情相洽，引为同调，至是途穷路迫，遂将其志愿作书告王，乞其援助。王得袁书，遂挟重金北上，晤袁于天津。责袁曰：“君何不志甚也？”袁曰：“欧人国务大臣退位后，以充当工商业会社经理为荣，君何责我不志也？”王曰：“是乃自谋其本国之生业，有独立性质。若买办者，乃外人雇佣，君又不通西语，且买办手段在奔走官场，狗苟蝇营，皆非君所能。君盛名倾中外，方王师败绩，正朝廷梦醒之时，君不思乘时兴起，大展长才，乃欲谋此奴隶事，非不志而何？”袁曰：“区区微名，虽达当轴，奈不用何？”王曰：“当此时世，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徒以空言诘纳，焉能成事？君其继以金钱，敢必有济。”袁曰：“奈赤手何？”王曰：“君如以鄙言可采，当代谋以成君伟业。”袁曰：“惟命是从。”于是王英楷侦知袁从人中有河间赵姓者，与阉宦李莲英系属戚谊，王付以资，授以意，嘱其入都代袁结纳李氏。李以袁本各大臣保荐之人才，简在帝心，舟行顺水，遂满应之，嘱赵告袁静候时机可也。自此以后，宫庭动静，大臣奏对，皆随时密报袁知。数月后适清两宫命筹饷练新军，袁得报，遂密遣人告李莲英曰：“兵事我所最稔，子曷为我图之。”李乘机说西太后，西太后于召见大臣时，遂问：“袁世凯知兵否？”拟命其与聂士成各练三十营劲旅，各大臣均赞成旨意，遂诏命袁督练新军。
“方袁世凯之为军务处差委也，奔走权门，所费不赀，而事率无效，床头金尽，遂灰仕进之心。因忆关外旧友奉天举人王英楷者，巨富也，欲向之告贷，以作外商之买办。事为英楷所知，悯其穷，即赴天津劝袁，以资购大官，己愿为之助。袁乃遣人赴京师，以巨万之金结纳于慈禧太后之宠嬖李莲英，由是宫庭之动静，大官之对奏，皆由李莲英密告。不久，而任北洋练兵大臣矣。”（《袁世凯轶事》）
第四章 练兵大臣之时期
第一节小站练兵
袁世凯自得练兵大臣后，知清国政界非金钱不能济事。既入其途，必行其术，于是广结交游，凡政界当大权负时名者，皆相结纳。时北洋大臣系浙江仁和县王文韶。袁至天津，于王之三公子并其诸幕友，皆曲意联络，至在津现任、候补各道员，亦多订金兰。然后乃选将募才，择天津小站地方为驻屯所。向知清国军队弊端百出，特先改营制，次订规则，均井井有条。惟清国精通军学者甚少，必须藉材异地。有某某等国闻清练新军，争先运动清总理衙门及军务处，为代延教习，欲揽清军教练权。总理衙门等多不明此术，遂商之袁世凯。袁颇习外交，痛陈用外国人之弊，力主不可。继由袁自延普鲁士兵目充总教练，结雇佣契约，且极严密。其重要须恪遵营规，受统将管辖，如违命令及契约，虽所规定之期未满，可以随时辞退。故袁虽用外人，终不受挟制。
“袁氏之练军也，能与士卒同甘苦，故士乐为用，而武卫右军遂为诸军之冠，英国海军提督勃拉斯福特氏亟称之。其时姜桂题、杨荣泰、龚元友、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段祺瑞、梁华殿诸将皆隶其麾下，而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吴风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思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为其偏裨。人才既众，兵力尤强，而康氏召外兵之谋，所由来也。”（《袁世凯轶事》）
“1895年11月，皇族奕、奕会同军机大臣奏请改革军制，并建议先在天津成立一支‘新建陆军’，保举袁世凯负责督练，奉旨报可。于是这位年方37岁的红道台，成了清政府建立新军的创始人之一。”
“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此时李鸿章已调离直隶总督，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王文韶。练兵地点在天津东南约七十里的新农镇，这是天津与大沽口间的一个小站。所以袁所练的兵有‘北洋派’之称，而‘小站练兵’也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词。”（《袁世凯演义》）
按：此类事皆袁识见过人处。袁世凯平生作用，练兵为赫赫之一端，特色甚多，兹不具论。特择录其募兵规则以见一斑。袁向知清军旧习，多老弱残疾，滥竽充数，故严订募兵之资格。其募兵资格如下：
（一）年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一）力限平托一百斤以外。（一）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一）步限每一时行二十里以外。（一）取具邻右保结。（一）报名家口住址。（一）曾吸食洋烟者不收。（一）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一）五官不全，足手软弱，体质多病及有目疾者不收。
清国绿营旧制，每兵一名月仅给饷银三两三钱。加以种种克扣，不敷军人用度，视饷为可有可无。其军人多赖窝赌架娼为生计，遂订优给军饷。其募兵饷章如下：
（一）中选待齐以前，发小口粮，每日大钱百文。（一）募齐开差后，小口粮每日发大钱百五十文，头目二百文。有能粗通文义者，口粮照头目例。（一）到营正头目每月饷银五两五钱，副头目五两，正兵四两五钱，伙夫三两五钱，长夫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