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是，冀中是大平原，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困难很多，与抗战初期所制定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相去甚远。抗战以来，中共冀中区党委领导当地军民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日军增兵华北，对冀中进行两次“围攻”，占领全区的部分县城，冀中的形势日趋艰难。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第120师于1939年1月抵达冀中，贺龙、关向应与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领导黄敬、吕正操等在河涧县惠伯口会合。当时，正值日伪军对冀中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面对复杂的局面，贺龙依靠群策群力，统一调配和使用第120师部队与冀中军区部队第3纵队，将集中使用兵力与多面牵制相结合，到2月上旬即粉碎第三次“围攻”。2月13日，冀中军政委员会和总指挥部成立，贺龙任书记和总指挥。3月，日伪军又连续发动第四、第五次“围攻”。贺龙与大家认真部署兵力，避敌之锋芒，击敌之虚弱，并且亲自率部队与敌人周旋，至月底，又胜利地粉碎这两次“围攻”。在此之后，又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河北民军张荫悟部的进犯。在冀中近八个月时间，消灭日伪军4900多人，从而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减轻了八路军第3纵队的压力，第120师兵力也由开进冀中时的6300多人扩大到 1。9万多人。 1939年8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贺龙率第120师赴晋察冀边区整训，并调第359旅回陕甘宁边区加强黄河防务。
第四部分贺龙 元帅（3）
晋西北抗日前线的120 师骑兵部队
1939年冬，贺龙率部参加晋察冀边区的冬季反“扫荡”。11月上旬，在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第2混成旅阿部规秀中将以下1400余人。12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山西阎锡山撕下统战的面纱，集中6个军向晋西新军抗日决死纵队进攻，“晋西事变”爆发。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逆流，贺龙率第120师主力于1940年2月由晋察冀边区返回晋西北。同月，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任书记。在第 359旅和新军暂1师第 36团的共同努力下，顽固势力被全部赶出晋西北。随后，贺龙指挥部队粉碎日军的春、夏两次“扫荡”。 1940年8月至9月，贺龙指挥第120师和新军主力参加百团大战，重点破袭同蒲路北段和袭击忻县—静乐、汾阳—离石公路的敌人据点。至9月底战役结束，共歼敌3500余人，破坏铁路40余公里，公路300多公里。1940年11月7日，晋西北军区（1942年改称晋绥军区）成立，贺龙任司令员。 1941年至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日军在连续“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失败之后，又改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对占领区实行“强化治安”，对游击区实行“蚕食”，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而国民党处处制造摩擦，对抗日根据地还实行经济封锁。晋西北本来就很贫穷，现在更是艰难。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贺龙带头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到1944年部队不仅达到自给自足，还能抽出一部分物资送给党中央使用。针对日伪军的“扫荡”企图，贺龙以小部队围绕深入根据地之敌开展游击战，主力则集结在敌人侧后待机行动。当敌人分进合击企图围歼八路军主力时，贺龙指挥部队主动转移，使敌军不断扑空。 晋西北是陕北暨延安的屏障和门户。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和军队建设，1942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贺龙被任命为司令员。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贺龙立即调集第120师第358旅、第359旅、独立第1旅和驻陕北的八路军其他部队，积极筹划，准备迎击。由于军事上的充分准备和政治上的大力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始终未敢贸然行动。与此同时，贺龙还领导陕甘宁晋绥各部队抓紧时间开展大练兵和大生产运动。 1944年，解放区战场先后开始局部反攻。8月，贺龙等指挥晋绥部队发动秋季攻势，作战290余次，拔除敌人据点48处，毙伤俘日军1900多名，收复村庄400多个。次年2月，又发动春季攻势至4月收复县城3座，拔除据点50多个，歼敌2400余人，把敌挤到同蒲路和太原—汾阳公路附近。 1945年4月，贺龙出席中共“七大”并做《关于地方工作报告》，被选为中央委员。8月，指挥晋绥部队参加对日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指挥过绥远、晋西、卓资山和集宁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龙先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1955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贺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终年73岁。1974年，中共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1982年，中共中央为贺龙彻底平反。
（刘志青）
第四部分华西列夫斯基 元帅（1）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Alexander Mikhaylovich Vasilevsky，1895—1977），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战功显赫，在苏军将帅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华西列夫斯基1895年9月18日出生于俄国新戈利奇哈镇的神职人员家庭。受家庭的影响，他最初进入神学校学习。步入军事领域则是在转到阿列克谢军事学校速成班后。在军事学校，他开始接触到军事知识，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学习期间，对军人职业的浓厚兴趣和对军事统帅的崇敬驱使他阅读俄国许多著名将帅的著作。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米柳京等人的军事生涯深深地吸引着他。从此，他立志献身于军事领域。 1915年9月，华西列夫斯基从阿列克谢军事学校速成班毕业后，立即被派往前线。战争期间他曾任连长、代理营长。十月革命后，华西列夫斯基参加红军，从此开始他的革命军人生涯。在此期间，曾任副排长、连长和营长，参加过剿匪。1920年至1931年先后任某部副团长、师属军事学校校长和团长。通过长期的基层指挥员工作，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以后在更高职位上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时起，他已表现出军事领导人所具备的素质：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有着丰富的军事知识、突出的指挥与领导才能以及强烈的事业心。 华西列夫斯基勤奋好学，善于吸取新的理论知识，丰富和加强自己的素养。30年代初，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等著名军事理论家提出大纵深战役理论，军事理论界对此展开过热烈讨论。华西列夫斯基从他们的著作中接触到大纵深战役和战斗理论，对他日后的作战指挥有着极大的影响。1931年5月，经工农红军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推荐，华西列夫斯基被调到红军军事训练部工作。在此期间，他的战役理论与实践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他参加了许多战役演习的准备和实施工作，参与过司令部勤务教令和“大纵深战斗”战术教材的编纂，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论文。1936年，华西列夫斯基被送到培养高级将领的总参军事学院学习。因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即被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在总参谋部工作，充分施展其卓越的指挥与参谋才能。他以对战争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复杂作战行动的发展、结局的出色预见能力，很快步入苏军高级将帅的行列。在德国法西斯侵略气焰日盛的时候，为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苏联军队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华西列夫斯基工作伊始就投入到紧张的准备之中。在1939年至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华西列夫斯基直接参与拟制反突击计划的工作，停战后又担任负责善后工作的联合委员会苏方负责人。华西列夫斯基在苏芬战争中经受了考验。 1940年5月，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主管西方防务，参加制定苏联武装力量在北方向、西方向和西北方向的战略展开计划的战役部分。1941年8月，华西列夫斯基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942年5月升任总参谋长。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华西列夫斯基主持苏军重大战役计划的制定及其详细拟制工作，领导解决各方面军所需人员和物资技术器材的保障问题，协调多个方面军的战役行动。从1942年10月起华西列夫斯基还同时担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任职期间，几乎经历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所有重大战役，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莫斯科会战（1941年9月30日至1942年4月20日）是华西列夫斯基参与指挥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战役期间，他领导留守莫斯科的总参工作小组，负责了解战场形势，研究对策，制定粉碎德军进攻的计划，与沙波什尼科夫一起组织并集中主要预备队，对取得会战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部分华西列夫斯基 元帅（2）
1941年底，苏军在莫斯科外围发动了反攻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由于战区辽阔，战线漫长，部队的指挥极为困难。最高统帅部在各个方向设立总指挥部，通过它们实施战略领导。当战局稳定后，即撤销总指挥部而改由大本营对方面军实施直接领导。但是，由于战线漫长和战场形势变幻莫测，直接指挥仍有一定困难。从1942年起，最高统帅部在组织几个方面军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时，经常派出大本营代表，协调各参战方面军的行动。大本营代表的级别很高，权力很大，他们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