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60年代，不少商人趁着各种机遇被派往波斯，这是英格兰人试图与那里建立商业联系的最后一搏。商人们通常携带着伊丽莎白女王的外交信，希望建立友好交往和贸易合作。特使们向波斯国王请求商业特权，“真诚希望能与陛下帝国的商人建立商贸关系”。英格兰急于获取贸易许可，以至于商人们都被严格规定禁止谈论宗教：如果有任何人问及国家未来的国教，最好的办法是“以沉默避之，不予直言”。因为在此之前，曾有虔诚的穆斯林东道主问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相互优点，这让新教徒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在欧洲，天主教和新教的竞争如此激烈，任何有关宗教的表述都至关重要，一旦出错就可能被对手轻松击败。
至17世纪初，英格兰已经不怎么热衷于效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成功方式了。为了募集私有资金，新的贸易实体开始出现，其中首推1551年成立的“未知地区、领域及岛屿商业探险公司”。在该公司周围还诞生了一系列关注不同地域的独立新公司，如“西班牙公司”“北海公司”“黎凡特公司”“俄罗斯公司”“土耳其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都获得了皇家特许令，以确保它们在那些风险多、投资大的地区或国家取得垄断地位。用未来的成功来激励商人，成为建立英格兰贸易体系的新途径，同时还能将政治触角伸向远方。
尽管有响亮的名称、皇家的支持以及高远的目标，但在最开始还是步履维艰。英格兰仍处于国际事务的边缘，而西班牙的中心地位却越来越牢固。阿兹特克、西印度群岛等地用了几个世纪才积累形成的地下贵金属，在数十年间被搜刮殆尽、运往西班牙。一些没有被发现或没有被充分开采的矿区也被一扫而空，比如说波托西（Potosí），据说仅此一地就能为西班牙王室提供每年100万比索（peso）的产量。
西班牙的发现为他们带来了巨额收入，但新大陆的财富也仅有那么多。资源毕竟有限，比如委内瑞拉海岸的牡蛎滩，经过16世纪初短短30年内的上百亿次捕捞，那里的牡蛎所剩无几。但西班牙人却将这笔意外之财当成无底洞，他们把新取得的财富花费在一系列宏伟的建筑上，如修建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壮丽的宫殿，还有投资永无休止的对抗所有欧洲劲敌的军事行动。西班牙王室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自己必须担当万能的警察，在全世界发号施令，必要时还可以使用武力。西班牙发现，与新教徒和穆斯林的军事对抗已不可避免。这将是圣战（holy war）的新篇章。
如同早期的十字军东征所示，圣战对人力和财力的需求巨大，对皇家财政来说更是伤筋动骨。西班牙王室打算用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这有利于短期的野心行动，但显然于事无补，而且日后的反作用会非常明显，尤其是当局势发生恶化的时候。财政管理上的无能只是失败的一部分，真正的灾难来自于西班牙最终无法支撑军队的开销。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连续出现了债务拖欠的情况，至少有四次无法偿还债款。这就像一个中了彩票的穷汉在一夜间暴富，只知道将中奖的金钱挥霍在以前买不起的奢侈品上。
财富涌入的影响在其他地区同样明显。欧洲的物价因美洲金银的流入而出现上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得不降低商品的购买量。持续的都市化进程使问题加剧，导致物价不断攀升。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一个世纪中，仅西班牙的粮食价格就涨了五倍。恶化的局势逐渐影响到低地国家的行省和城镇。这些地方都是西班牙帝国的领土，西班牙为解决财政危机，加重了他们的税收，从而引发整个地区的严重不满。
欧洲北部聚集着众多富有生产力的城镇，安特卫普、布鲁日（Bruges）、根特（Ghent）和阿姆斯特丹在14世纪和15世纪纷纷崛起，成为连接地中海、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俄罗斯以及不列颠群岛的贸易往来中心。通往印度和美洲的新贸易渠道的开辟，自然促进了这些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这些城市后来都成为全球商人的聚集中心，不断积攒着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实力。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必须有效利用周边土地，不仅是要迅速增加周围农田的产量，还要提高周边地区的水利技术，如河堤和围海大坝的建造，以确保每一块土地都能被充分开发。低地国家各城市的迅速扩张和产量提升使它们成为当时的利润“蜜罐”。它们凭借着大量的贸易税收，再不输于那些靠联姻或继承控制这一地区的西班牙人。
没过多久，行省和城镇的人们就开始对新近实施的惩罚性高额税率怨声载道，同时还对控制宗教信仰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抵抗情绪。马丁？路德和约翰？卡尔文（John Calvin）等人不断强调着远方统治者由来已久的腐败问题以及个人精神独立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并帮助新教在这一地区生根发芽。经济制裁加上宗教迫害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抗，并最终导致1581年“乌得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的出现：宣布七省独立，成立荷兰共和国。西班牙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并于1585年起对低地国家施行贸易禁运。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切断各反叛行省的资源，迫使它们最终屈服。但正如以往一样，经济制裁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分裂派别无选择，只好继续抵抗。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利用一切对他们有利的知识、技术和专长。转败为胜很快就会到来。
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局势的变化为低地国家提供了创造奇迹的机会。西班牙的持续施压导致了该地区大规模的向外移民。而随着人口从北方向南方各省迁移，根特、布鲁日、安特卫普等城市承受着某学者所谓的“移民涌入灾”。幸运的是，贸易禁运确保了大量谷物和鲱鱼被囤积，也就意味着食品供应开始变得充足并且价格低廉。尽管房租涨得很快，但大量的移民同样推动了房地产业的繁荣，更使一大批试图逃离西班牙人高压统治的资深商人和专业人士走到了一起。
当贸易禁运在1590年被最终解除时，荷兰迅速采取行动，趁着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因卷入欧洲其他战事而应接不暇之机，一举赶走了被派往当地维持秩序的西班牙军队。从军事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荷兰人赢得了展示自己的机会，立马投身到国际贸易当中，寻求和美洲、非洲及亚洲建立真正的贸易联系。
荷兰人在建立自己的贸易渠道时有着明确的商业逻辑。将货物直接进口到荷兰共和国将能免去两重关税：一方面，运往北方的货物无须再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港口上缴关税；另一方面，荷兰政府将直接获得进口收入，不必再经伊比利亚人之手，也就是说，靠着低地国家商业繁荣赚来的财富将不会被帝国野心或奢侈花销所浪费。这同时还意味着快速的回报能被用于再次投资，形成高效的资金链，促进资金流动，无论是对个体商人还是新生的共和国都有好处。
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收到了可观的回报。1597年，一支前往东方的远征船队凯旋，带回来的货物利润率高达400％。投资商见到如此高额的回报率，纷纷出资相助，于是商业舰队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仅1601年一年就有14支远航舰队驶往亚洲，同时每年都有数百艘货船跨越大西洋从阿拉亚半岛（Araya）运回海盐。
这让西班牙人深感愤怒，他们重新采取军事行动并实施另一轮的贸易禁运。著名哲学家、大律师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说，这只能使荷兰人更加坚定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与其在威胁和压力面前后退，还不如尽快投资建立一个贸易网络，以此强化自身军事力量和独立地位——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荷兰成功的关键在于高超的造船技术，特别是浅吃水的船体设计，能让船队在北海和浅港顺利航行。自16世纪50年代起，英格兰人开始建造高速、牢固的舰船，同时荷兰人也在开发更易操控、运载量更大、所需操作人员更少的航船，以便降低航行成本。这些帆船名叫“福禄特”（fluyt），它的出现为商业用船树立了一个新标杆。
荷兰人在出航之前做足了准备。与他们的欧洲前辈在跨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之前的一无所知不同，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怎样实现目标。一些人像是果阿大主教的秘书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花费了毕生精力考察亚洲的贸易通道、港口、市场和地理情况，著成《航海记》（Itinerario）等作品，为前往东方的人们提供了详尽的指南。
其他资料同样对东方旅行很有帮助。比如说到地图绘制，荷兰在当时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6世纪80年代，卢卡斯？扬松？瓦格赫纳（Lucas Janszoon Waghenaer）绘制的地图精准详细，被当时的欧洲人认为是不可或缺的精品。这张地图包含了东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地区准确、最新、详细的信息，在17世纪初就为当代导航领域确立了标准。
还有一些文献能够说明当时荷兰商人在旅途中可能遇到的奇怪词汇和语法。最早的语言学家之一弗莱德里克？德？霍特曼（Fredrik de Houtman）于1603年出版了他的《荷兰马来语词汇语法辞典》，他曾被苏门答腊的苏丹关押在亚齐（Aceh）的监狱中，并从狱卒那里学会了马来语。16世纪前往亚洲的商人们均认真学习这部辞典中所收入的词汇。他们还将一些常用的词汇和短语从荷兰语翻译成马来亚拉姆语（Malayalam）、马来语、比沙鄢语（Bisayan）、他加禄语（Tagalog）、泰米尔语（Tamil）以及其他语言。
荷兰人在17世纪成功的关键是知识和勤奋。荷兰人认为，若想成功就不能像英格兰那样，利用皇家特许权将利益局限于一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