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公共浴室肮脏无比，物价过高，生活成本甚至让过路旅客望而却步。
贸易商和旅行者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比如市场上卖什么东西、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长什么样等。一位辑录海外见闻的作者这样写道，中国人无论长幼，“春夏秋冬都穿丝绸”，有些料子的质地相当精良，令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奢华并非涵盖所有方面：“中国人不讲卫生，他们便后不洗屁股，只是用中国纸擦擦而已。”但至少中国人喜欢戏曲，不像印度人，将娱乐表演视作“羞耻”。印度的所有统治者都滴酒不沾，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一种质疑：如果一个人喝了酒，“怎能清醒地治理一个王国呢”？尽管印度是“一个遍布草药和哲人的国度”，但中华大地“更为健康，那里疾病更少、空气更好”，一位作者这样总结道。在中国很少看见“盲人、独眼人和残疾人”，而“在印度，这样的人遍地都是”。
奢侈品潮水般地从国外涌来。中国陶瓷器的大批量进口，直接影响了当地同行业的设计及工艺风格：独具特色的白釉唐碗成为当时的绝对潮流。先进的烧窑工艺能确保陶制品的供应量跟得上需求。窑炉的容量也在不断扩大，据估计，当时最大的窑炉能同时烧制12000件到15000件制品。
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已经开始横跨一位知名学者提出的“世界上最大的海运商贸系统”（the world’s largest maritime trading system）。9世纪在印度尼西亚海岸沉没的一艘海轮上竟运载着7万多件瓷器，另有多种装饰盒及银器、金锭、铅锭。这只是当时阿拔斯王朝大批进口瓷器、丝绸、热带硬木和奇异动物的冰山一角。此外，大量遗弃货物漂流到波斯湾各港口，政府必须雇用专人清理和运送从商船上掉落或丢弃在港口的各种商品。
倒卖热门商品能获得巨大利润。尸罗夫港（Sīrāf）是进口东方商品的主要通道，那里的商人向当地富裕的居民承诺，他们一定以令人心动的价格提供所有商品。“我从未在伊斯兰世界见过如此雄伟、如此美丽的建筑。”10世纪的一位作者这样称赞尸罗夫港。一系列资料表明，在波斯湾以及纵横中亚的商道上存在规模巨大的交易活动。不断增长的需求推动着当地陶瓷业的发展，消费者或许是那些买不起产自中国的上等瓷器的人群。于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陶瓷工匠开始模仿进口的白瓷，用碱、锌甚至石英去仿制透明的、高质量的、看上去很像中国瓷器的器皿。在巴士拉和撒马拉（Samarra），人们发明出用钴制作“青花瓷”的工艺，几世纪后，这种瓷器不仅流行于远东，而且还成了近代早期中国瓷器的标志性风格。
在公元8世纪和9世纪，世界贸易的中心所在已毋庸置疑。当时一位访问阿拉伯帝国的中国旅行家对此地的繁华和富裕颇感震惊：“郛郭之内，里曛校恋厮尬锊挥小Ｋ姆椒＃蚧醴峒唤跣逯楸矗谑兴粒煌章砺柯猓溆诮窒铩！�
人们的嗜好和娱乐趣味也在发生改变。作于公元10世纪的《皇冠之书》规定了统治者与司法官员之间正确的交往礼节，并建议贵族参加狩猎、击剑、下棋等类似的活动。这些做法都是直接借鉴萨珊人的观念，其影响之大可以从当时的室内装饰风格上得见，特别是以狩猎为主题的装饰品，在贵族私人宫殿中非常流行。
另外，富贵阶层的投资还掀起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令人难忘的学术研究热潮。许多并非穆斯林的杰出学者被召集到巴格达皇宫中，或被吸引到遍布中亚地区的顶级学术中心，如布哈拉、梅尔夫、贡德沙普尔和加兹尼等城市，甚至扩展到伊斯兰在西班牙和埃及的领地。学者们在那里从事数学、哲学、物理、地理等一系列专业领域的研究。
大量的文献被汇集到一起，并从希腊文、波斯文和叙利亚文翻译成阿拉伯文。文献内容涵盖从马匹医药手册这样的兽医科学到古希腊哲学的各个领域。学者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各方的知识，将其作为未来深入研究的基础。教育和求学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像巴尔马克（Barmakid）这种在9世纪的巴格达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家族——原先巴克特里亚佛教世家的后裔——不遗余力地将各类重要的梵文作品译成阿拉伯文，甚至还开了一家造纸作坊，极大地推动了文献的传播。
还有布克提舒（Bu？？tīs？？ū？）家族——波斯帝国贡德沙普尔的基督教世家。这个家族的几代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医学著述汗牛充栋，其中甚至包括有关相思病的论述；同时他们还行医治病，有人甚至成为哈里发的御用医师。这一时期编著的医学文献成为后几个世纪伊斯兰医学发展的奠基之作。“那个得焦虑症的人脉象如何？”这是中世纪某埃及文献中的一道问答题，其答案是“微弱、无力、不齐”。该文献的作者说，这些内容在一本10世纪的百科全书中均有记载。
当时的《药典》列举了如何用柠檬香草、桃金娘籽、孜然芹和酒醋、芹菜籽和甘松配药的过程。另外还有人进行光学方面的研究：埃及一位名叫伊本？海赛姆（Ibn al…Haytham）的学者写出了一本有关光学的开山之作，他不仅提出人的视觉与大脑有关，还指出了知觉与知识之间的区别。
另有比鲁尼（Abū Ray？ān al…Bīrūnī），他提出世界围绕着太阳旋转，并沿着一根轴自转。还有像阿布？阿里？侯赛因？伊本？西纳（Abū？Alī ？usayn ibn Sīnā）这样的博学者——在西方以阿维森纳（Avicenna）的名字为人熟知——他的著作包括逻辑学、神学、数学、医学和哲学，每门学科的著述都充满了智慧、条理和真诚。他写道：“我读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但并不理解其中的真谛……来回看了四十多遍都没有用，最后我都能背诵下来了。”这是一本“根本就没法读懂的书”，他后来这样说——这可能给现在那些满心困惑、读不懂此书的学生们带来一点心灵宽慰。不过在某一天，在某个市场的书摊上，他买到了一本阿尔？法拉比（Abū Na？r al…Fārā逼，当时另外一位思想家）所写的分析亚里士多德作品的书，读了之后他恍然大悟。“我欣喜若狂，”伊本？西纳写道，“第二天以感激真主之心向穷人慷慨施舍。”
另外还有来自印度的资料，包括用梵文写成的科学、数学和天文学著作。整理加工这些著作的是一位叫穆萨？阿尔？花剌子模（Mūsā al…Khwārizmī）的学者，他提出了一个被认为是最简洁的证明零这一概念存在的数字理论。这些著作的引进让代数学、应用数学、三角学和天文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天文学的发展还受到实际需求的推动：人们需要知道麦加所处的方位，这样祷告才不会出错。
学者们不满足于收集和研究四面八方的资料，他们还在文献翻译中找到了乐趣。“印度的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希腊人的智慧也被译了出来，还有波斯的文学，也（被我们）翻译了，”一位学者写道，“这让一些作品增色不少。”他觉得阿拉伯语是一种非常精致的语言，几乎不可能翻译成其他语言，他为此感到十分可惜。
可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一个能够由像金迪（al…Kindī）这样的智者来引领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女性也不甘落后，比如公元10世纪的著名诗人拉比？巴尔基（Ra逼？a Balkhī），今日阿富汗喀布尔的一所妇女医院就以她的名字命名；还有马赫萨缇？甘伽维（Mahsatī Ganjavī），她的波斯语作品清新流畅、极富趣味。
在伊斯兰世界被革新、进步和新观念充斥的同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却低沉萎靡，在资源缺乏和灵魂枯竭中苦苦挣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一直对学术研究深怀敌意。“人们总是为求知而求知”，他以轻蔑的口气写道，“其实那些知识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用他的话来说，求知欲其实就是一种病态心理。
这种对知识和学术的蔑视让穆斯林学者深感困惑，因为他们都是托勒密、欧几里得、荷马和亚里士多德的崇拜者，并对他们的理论深信不疑。历史学家马苏迪（al…Mas？ūdī）写道，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科学曾经相当繁荣，但后来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于是他们“清除了（学术的）成就、传统和道路”。科学被信仰击败。
这几乎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的激进主义者并非穆斯林，而是基督徒；当时那些思想开放、求知欲强、慷慨大度的智者都在东方，而不是欧美。正如一位当时的一位作家所说，在涉及到非伊斯兰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愿将其写进书中，因为他们根本不值得花笔墨描述”，那里是知识的荒漠。
文化的启蒙和发展同样惠及了少数派的宗教及文化。在穆斯林西班牙地区，接受统治的当地人被允许将西哥特（Visigothic）的建筑风格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延续下去。我们还可以从蒂莫太（Timothy，8世纪末9世纪初东方教会巴格达教区教主）的书信中了解到基督教高层人士与哈里发之间的愉快交往和私人关系，以及基督教得以向印度、唐帝国、吐蕃和草原部落传递福音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情况。北非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基督教社群和犹太教社群不仅得以生存和发展，甚至在被穆斯林征服之后的多年间仍呈繁荣趋势。
不过人们很容易被这些景象所误导。要知道，尽管在宗教大旗下呈现出一派和谐气象，但伊斯兰世界内部仍存在激烈的分歧。公元1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三股主要政治势力：一股集中在科尔多瓦（Córdoba）和西班牙；一股在埃及和尼罗河上游；还有一股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大部。三股势力为教义和权力争斗不休。在穆罕默德去世后谁是先知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