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只有在根基稳固万无一失的前提之下，继位者才会摆出高姿态，用“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和平更替，成都王显然没有强大到可以实现“禅位”的程度，他要做皇帝只有采取暴力方式。不止是成都王，晋末的乱世中没有一方诸侯能做到唯我独尊，这个背景决定了晋惠帝的结局不会太妙。两年后，独掌大权的东海王想让当时的皇太弟豫章王司马炽提前登基，他也没有采取和平的“禅位”方式，晋惠帝在一夜之间暴毙，据说是被东海王毒死的。
如果要成都王弑君，大概另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杀兄。不过长沙王一死，杀戒已开，为了帝业巩固，成都王可不惮于再死一个兄长。
平心而论，成都王做皇帝未必是一件坏事。惠帝御宇天下已有十四年，这十四年是一场大灾难，过多的血泪冲刷掉“天子”身上原本神圣耀眼的光芒，肯定有无数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朝廷的无力、皇帝的无能，而且可以肯定，在痴皇帝治下晋王朝是没有未来的。这时有人提出，换一个年富力强的、有能力有声望的皇太弟来接替这个无能的痴皇帝，领导万民走出困境，有何不可呢？
只是成都王的时机并不好。三年前他的声誉如日中天，如果当时被立为皇嗣然后做皇帝，无疑是天下归心，可惜那时成都王并没有机会；现在好不容易机会来了，声誉已大打折扣，如今的成都王是誉毁参半。
不过民意是外强中干的东西，中国历来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只能表达美好的愿望，历朝历代的实际情况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民意。只要成都王与河间王联盟牢固，凭着关中、邺城两大军事重镇联手形成强大威慑，成都王的帝王路还是可以走下去的。成都王毕竟不是赵王，赵王以皇室旁系族祖的身份抢族孙的皇位，篡位痕迹过于明显，而成都王是先帝之子，当时惠帝的子孙死亡殆尽，幸存于世的弟弟之中成都王居长（吴王晏已被排除），在法理上他确实享有皇位继承权。当初齐王拥立清河王司马覃为皇太子，其用意就是阻挠成都王变为储君。
因为具有无可非议的合理性，所以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的消息传出，诸强藩如豫州的范阳王、荆州的刘弘、扬州的刘准、徐州的东平王、幽州的王凌、并州的东嬴公，内心其实并不认同，但他们都保持缄默。
乍一看成都王帝途坦荡，履尊称帝只是时间问题，谁曾想平地起惊雷，竟然从洛阳传来反对的声音。
洛阳发生异动，完全是因为成都王的疏忽。
按常规作法，执政者应该坐镇京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都王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将洛阳交给心腹石超，自己回邺城去了。成都王此举的原因，一来据说是母亲程太妃留恋邺城不愿意离开，而成都王是个孝子；二来也许是吸取齐王的教训，不愿意放弃邺城这个大本营，这一策略很难说是对还是错，强大的政治权力确实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当年齐王就是在失去豫州之后才变得不堪一击的。如此想来成都王不算失策，但是有得必有失，远离洛阳的后果就是失去洛阳，这个代价也很大，令成都王承受不起。
受命留守洛阳的石超，祖父就是开国元勋、晋朝的第一任大司马石苞，叔父就是当年甲富天下的石崇。石超的祖父、叔父都是一时人杰，偏偏父亲石乔是个凡鸟，曾经闯下大祸差点令石家血溅满门。
那是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的往事，当时石苞以大司马身份出镇淮南，与孙吴对峙。石苞听闻吴军将要进犯，于是在淮南修筑堡垒巩固防御工事，当时监军淮南的王琛与石苞不和，向晋武帝告密诬陷石苞将要以淮南之地投敌，晋武帝吃惊之余，将信将疑，于是派人去召唤当时在洛阳担任尚书郎的石乔。
按晋朝的惯例，出镇一方军事的统帅，必须留有家人在洛阳充当人质，石乔名义上是尚书郎，实际上是石苞留在洛阳显示其忠诚的人质。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去出游，或者是醉酒，或者是年轻人不知轻重，反正晋武帝在皇宫里等了整整一天，石乔始终没有露面。
晋武帝认为石乔这是畏罪遁逃，石苞谋反确有其事，赶紧派出义阳王司马望、琅邪王司马伷两路夹击，去逮捕石苞。幸好石苞人缘好，外戚羊祜、武帝叔父司马骏都替他担保求情，一场误会才没有酿成血战，不过石苞也因此被免职，召回洛阳。武帝与石苞见了面，擦擦额头的冷汗，说：“卿子几破卿门。”石乔从此被废黜在家，一辈子不得志，最后与弟弟石崇一起被赵王杀死。
石超是以战将的身份留名晋史的，对于政治，他似乎与父亲石乔一样低能，成都王派其留守洛阳可谓所托非人。历代京城都荟萃人物精华，洛阳的那些公卿游士都不是善予之辈，他们在石超眼皮底下聚集同志，筹划反抗成都王，而石超就像盲瞽一样，丝毫没有发现平静外表之下的汹涌暗流。
反抗成都王的中坚人物是那些前禁军将领，史上留名的有这么几位：右卫将军陈眕、殿中中郎将逯苞、成辅，还有长沙王故将上官巳。
这些都应该是上了成都王清算名单，早已被肉体消灭掉的人物，这些人却依然在招摇过市，这说明成都王的清算并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应该不是成都王的心不够狠，否则他不会这么招人恨，成都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洛阳人的阳奉阴违造就了这一群漏网之鱼。
陈眕等人的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他们是站错了队伍的失败者，是失去故主的丧家之人，在成都王没有称帝之前，他们还有一线生机，等成都王一称帝，他们就是逆臣贼子，天下之大，再也无处安身了。
因此他们有足够动机进行反击，浓郁的仇恨气息弥漫在洛阳城内，这是绝佳的活动土壤，成都王的疏于防范也给他们提供了可乘之机。陈眕等人很快就联络上禁军旧部，同时还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士人，比如此前被废黜的嵇绍，就从荥阳老家赶回洛阳参与这惊天之变。
另一个掺和进来的重要人物就是东海王。半年前他试图逃离洛阳，但是不够坚决，没成功，如今灾祸自己找上门了。陈眕、上官巳表示禁军已经决定拥立他为首领，树立旗帜对抗成都王。对于东海王而言，惠帝的诏令也许还可以作一下抵抗，但是面对这群杀气腾腾的大兵，就很难拒绝他们的要求了。
于是，东海王在出卖长沙王半年之后，又一次成为反抗执政者组织的领袖。被架上火坑的东海王与陈眕等人商量：成都王已经更上层楼，成为了丞相、皇太弟，东海王区区疏族皇叔与司空的身份，不足于与之对抗，当今天下唯有皇帝一人可以压制成都王，不如将“挟天子以令诸侯”发挥到极致，让惠帝御驾亲征。
携带皇帝出征本是长沙王的专长，曾在战胜张方的一役中建立奇功。作为长沙王的故将，上官巳对于惠帝在战场上的巨大威力记忆犹新。御驾亲征因此定计。可怜的皇帝司马衷，即将再次毫不知情的被推上战场，遭遇他人生的第一次惨败，并且平生第一次成为俘虏。
永安元年七月初一，丙申日，陈眕聚集禁军屯兵于宫城云龙门下，司空东海王庄严宣布洛阳戒严。接着，惠帝招集三公百僚到入殿议事，下诏任命东海王为大都督，随驾亲征讨伐成都王。大梦初醒的中护军石超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赶在城门关闭之前逃出洛阳，回邺城报警去了。
七月初三，戊戌日，惠帝将已在金墉城做了五个月囚徒的羊献容接回皇宫，重新册立为皇后；同时惠帝下诏褫夺成都王的皇嗣地位，复立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七月初四，己亥日，六军誓师完毕，惠帝御驾亲征。东海王传檄天下向四方征兵，诸镇都督都接到诏令，被要求领兵赴义，随惠帝进攻邺城。大多数都督将这一诏令看作笑谈，真正采取行动的有镇守宛城的安南将军、高密王司马略和镇守晋阳的宁北将军、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此中原因不是这两人特别忠君，而是这两人与东海王休戚相关，都是东海王的弟弟。不过这两路援军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走在半道上，战争就已经结束。
皇帝亲征，随扈人员自然不能少，事实上东海王将大半个朝堂搬进了军营，使得三品以下官员进了军营都抬不起头。一干文臣往战场上冲，心甘情愿的估计不多，肯定有不少是被硬拉进来的，比如司徒王戎等辈，一向老奸巨猾明哲保身，此番奋不顾身必定是万不得已。
东海王拉此辈入营，显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此辈年老体衰弱不经风，去打仗分明是做好事，帮助敌方将士立军功；东海王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谋略，一来人多可以增加我方的声势，更重要的是东海王吸取了前人经验，知道此辈的忠诚靠不住，留在洛阳是个祸害，万一他们也学自己在背后捅刀子，据城归附成都王，那就万事皆休。
被胁迫上战场的战斗力肯定不强，心理上也比较悲观，在他们看来，此行就是去送死的。出征前，侍中秦准好心关照嵇绍准备一匹好马，吃了败仗好逃跑，他说：“今日向难，卿有佳马否？”
没想到嵇绍是个坚定的忠君分子，他严厉批评秦准的消极思想：“大驾亲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无战。”意思说此行有皇帝老大镇着，有征无战必胜无疑，不要担心。
话说得漂亮，其实嵇绍心里也没底。己方获胜的唯一指望实际就是皇帝亲征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压力，赌的就是成都王与邺城守军对皇帝是否还有敬畏之心，如果他们良心未泯，那一切好办，成都王出降谢罪，王师不战屈人之兵；
但是，万一成都王甘为逆臣贼子，那怎么办？邺城驻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劲旅，就凭洛阳这些乌合之众……嵇绍倒吸一口凉气，话锋一转，继续说：“若使皇舆失守，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