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王将刘沈扣在长安做军师，另派心腹席薳代替刘沈去蜀中。刘沈是由惠帝任命的，持有惠帝的节杖，而席薳却是河间王矫诏任命的，两者的权威不可同日而语，罗尚当然不可能听从席薳的调度，因此惠帝的这道诏令算是作废，长沙王的苦心也付诸东流。
此事还有一个余音，就是河间王把刘沈留在长安极力地笼络，甚至表请刘沈为雍州刺史，长沙王顺水推舟，准了河间王的请求。河间王有恩于刘沈，以为他会知恩图报，没想到却是替自己挖了个深坑，几个月后河间王就差点死于刘沈之手，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虽然惠帝的两道诏书只被执行了一道，但是中央微弱的努力还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太安二年三月，罗尚再次大破流民军，杀死李特的长子李荡，流民军继任领袖、李特的四弟李流甚至绝望地要向宗岱投降。若非后来宗岱在前线染病暴毙，蜀中稳定指日可待。
此事可以有力证明，晋朝表面上亡于外患，实质是亡于内乱，与其一味谴责“五胡乱华”的狼子野心，不如先谴责司马家儿自坏长城。“五胡”在起始阶段都只是乌合之众，只要中央调度、地方协同，剿灭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五胡”之所以成燎原之势，并非那时汉人力不如人，而是汉人忙于内斗，中央政令不行，各地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甚至以邻为壑，最终被各个击破。
而在长沙王执政时期，晋室山河虽然日渐支离破碎，但是希望还是一息尚存。如果河间王在这时能够收敛贪欲，派兵入蜀助剿，则光复益州指日可待；而蜀中平定，那么荆州、江南的民变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此时成都王积极回应长沙王，则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洛阳以东、以北诸州就可免于战火，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就无机可乘。消弭兵祸之后，成都王与长沙王以至亲的身份夹辅皇室，实现晋室中兴也未尝没有可能。
但这只能是假设了，尽管长沙王表现出相当大的善意，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八王”之中最有才干的一位王爷，长沙王的结局最为悲惨。
祸胎依然是李含。
他领着关中军无功而返，自然是很不甘心，不久洛阳传来消息，仇人皇甫商不仅没被清算，反而得到重用，成为长沙王的参军。李含费尽心机，到头来枉作小人，还替他人做了嫁衣，气得差点发疯。
长沙王重用皇甫商是合乎政治逻辑的。皇甫世家在关中盘根错节，皇甫商的兄长皇甫重还担任着秦州刺史，这些都是用来牵制河间王的重要砝码。
李含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他计划先铲除皇甫重，李含对河间王说：“皇甫商被司马乂所信任，皇甫重终归不为我用，这是一大隐患，必须除去。”为此，李含设计了一个调虎离山的陷阱：先由河间王上表朝廷将皇甫重调离秦州，到洛阳做京官，皇甫重进京赴任，途中必经长安，河间王只需守株逮兔就可以将其擒获。
这个计划很周全，无奈皇甫重在朝中也布有耳目，河间王的奏章刚到，随即就有人六百里加急赶赴秦州通风报信。
皇甫重也不是良善之辈，得悉阴谋岂能忍气吞声？他的反应迅速并且剧烈。几天后，洛阳尚书台收到了来自秦州的露檄（注：露檄就是古代政府用于征战的公告），内容是检举关中都督河间王司马颙任用李含这种奸佞，将要在关中作乱，秦州刺史皇甫重洞察其奸情，将率领秦州六郡将士为国除害，铲除李含。
这种擅自兴兵的行为当然不可能得到朝廷赞许，而且长沙王此刻并没有下定决心要与河间王翻脸，但是秦州山高皇帝远，皇甫重一意孤行长沙王也是鞭长莫及。为求息事宁人，长沙王让惠帝派出专使，到关中劝皇甫重罢兵。
等使者带着诏书、节杖，风尘仆仆抵达秦州，为时已晚，双方军队摆开阵型酣战正欢。原来秦州六郡内部也有矛盾，秦州刺史管辖下的陇西太守韩稚与皇甫重一向不和，河间王乘虚而入，下令韩稚和金城太守游楷纠合秦州凉州四个郡的郡兵，进攻皇甫重。游楷出身金城游氏，与金城麹氏是当地两大豪强大户，秦凉两州有一首民谣形容这两户的富足强盛：“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这一仗表面上是河间王在利用关西诸豪强之间的矛盾来对付皇甫重，实质是这些有野心的世家大族眼看乱世将起，想浑水摸鱼趁机扩充势力范围。这一仗旷日持久，从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春季一直打到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夏季，以皇甫重兵败被杀告终。那时李含、皇甫商两个始作俑者已经死去，长沙王已经死去，河间王也离死不远。在此役中获胜的韩稚、游楷也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权势，数年之后，秦州就落入匈奴人之手，这又是个同族鹬蚌相争，结果被异族捡漏得利的大败局。
使者劝和未果，灰溜溜回到洛阳。长沙王见地方势力如此跋扈，视中央权威如无物，又气又无奈。生完了闷气，长沙王觉得李含这人留在关中实在是个祸害，就让惠帝任命他为河南尹，调到洛阳任职。
河南尹负责京畿治安，是握有少数兵权的重要职务，长沙王此举也含有笼络的意思。谁曾想李含这人实在鬼蜮，他是带着阴谋而来的。到洛阳后，李含多方积极走动，主要做两件事，一件是继续说动长沙王召回皇甫重，另一件说起来惊心动魄，李含要谋杀长沙王。
李含一到洛阳，皇甫商就密切注意着他的行踪，很快皇甫商就发现了李含的秘密。有一天，河间王的党羽之一、侍中冯荪又来游说长沙王召还皇甫重，等冯荪走后，皇甫商向长沙王报告了李含的可疑行迹和阴谋，接着他对长沙王说：“河间王的全部奏折都是李含的主意，不及早除去此人，祸乱将至。此前河间王的借刀杀人之计，也是李含提议的阴谋。”
当初河间王借刀杀人的痕迹如此明显，长沙王顾全大局所以佯装不知，但他没想到忍辱负重的后果，竟然是招来变本加厉的谋害。是可忍，孰不可忍？长沙王新仇旧恨一起算，在洛阳范围内清肃河间王党羽。
清肃的结果是李含、冯荪，还有中书令卞粹，被斩首于洛阳东市；河间王另外两个党羽，诸葛玫与牵秀逃得快幸免一死，当时通往关中的道路已经被封锁，两人转向东北邺城方向逃窜，到了邺城之后诸葛玫散布谣言，极力怂恿成都王向洛阳进军。
李含一死，河间王的鬼蜮伎俩就暴露于天下。河间王索性明火执仗，准备派兵到洛阳来取长沙王性命，但他不敢单独行事，于是派出使者去联络成都王。
这时是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七月，长沙王执政的第八个月份。
三、荆扬有寇
河间王赶上了好时机，当时成都王刚刚在荆州碰了个钉子，正憋着一肚子火要发泄。
这钉子碰得十分曲折，说来话长，但不得不交待一下，因为这个钉子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直接影响日后东晋的建立。
荆州是三国时期唯一魏蜀吴都曾染指，并且动用重兵多次发生大规模会战的地方。史上有名的几次战役，比如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建安二十四年的樊城之战（公元219年），还有吴蜀之间的夷陵之战（公元222年），全都发生在荆州。为什么三国的枭雄们不约而同的重视这个地方呢？原因无他，荆州的战略地位实在太重要了。
长江发源于巍峨的唐古拉山，它从海拔六千米奔腾而下，其流滚滚，冲过蜀中、巴中，冲出崇山峻岭之后，就进入了荆州。此时江面变得开阔，利于航行，但是海拔与下游依然有数百米的落差，因此水流依然湍急，顺流而下，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在江南任何一个地方现身，令人防不胜防。具体这速度有多快？我们可以参考李太白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白帝城在梁州巴郡境内，尚在荆州以西。
所以荆州一直被视作江南的西大门，以前孙吴政权就在此屯有重兵，著名的晋将羊祜与吴将陆抗颇有君子之风的对峙，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当时孙吴流传这么一句话“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后来晋国大举伐吴，功勋最大的是来自益州的水师，由龙骧将军王濬统帅，王濬在荆州与吴军交战，几乎使孙吴水师全军覆没。荆州失守之后，江南败局就成定局，王濬直指金陵如入无人之境，迫使孙皓黯然出降——从军事角度而言，得荆州者得江南，说荆州是南中国的东西要冲，这丝毫不过分。
而荆州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威慑江南，同时它还是中国南北要冲。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秦岭，呈南北走向，汉江的大部分流域都在荆州境内，它与长江的汇合处也在荆州。从荆州溯汉江而上，可以抵达汉中，可以出奇兵威胁陇上；而渡过汉江向东北方向进发，就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可以长驱直入奔赴洛阳、许昌等名都大邑。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大举进攻荆襄，包围樊城水淹七军，占领荆州的绝大部分，引起了中原地区极大的恐慌，曹操甚至一度打算迁都——由此可知荆州也是中原的西南门户。
鉴于荆州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所以晋武帝临终特意安排儿子楚王司马玮去接管荆州。晋武帝始料未及的是楚王很快卷入政治倾轧死于非命，荆州军事大权几经易手，最后落到新野王司马歆的手中，可谓所托非人。
新野王成为封疆大吏纯属偶然，他是扶风王司马骏的儿子，血缘上离赵王司马伦比较近，因此得到赵王重用。赵王篡位，新野王被派往镇守荆州，实际上他的才干不足以胜任这一要职，史书上说他“谨身履道”“以孝闻”，没有治国的才能，是个优柔寡断的庸才。这种人在太平岁月尚且可以滥竽充数，一逢乱世就原形毕露了。
齐王起兵，新野王作为马前卒，与齐王一同挺进洛阳，齐王投桃报李，给新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