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纯粹就是墙倒众人推，混在人堆里群殴赵王，趁机替自己争取一下功名利禄。
由此可知，追随成都王进京的那些人不仅带着他们的武器，还带着他们的胃，赵王既倒，成都王就应该论功行赏，满足这些追随者的期望。这是一个庞大的善后工程，要满足如此数目众多的欲望，成都王就必须进行规模空前地大封赏。而这个行为将比当年杨骏、汝南王更加愚蠢。因为当年杨骏等人笼络的是洛阳的京官与禁军，这是一种恩赐，受赏的那部分人是权力中枢的一部分，可以对执政者有所裨益；如今则不然，恩赐变成了一种负债，受赏之人拿得心安理得，不会因此而心怀感激。
而且伸手讨赏的都是地方势力，这些人大多是治世的豪杰、乱世的枭雄，平时对执政者并无帮助，反而是执政者要打压、防备的对象，封赏他们是饮鸩止渴，暴露朝廷中枢的虚弱，还会滋长更多人期望国家多难，好浑水摸鱼的非分之想。更何况，这次要赏的人实在太多了，官爵都是天下之公器，每滥赏一次就会贬值一次，惠帝朝已经贬值过三次了，这次如果再贬值，那晋朝真的要遍地公侯了。
所以，赏，政治不正确；不赏，形势容不得。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形成这个两难境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都王等人的地位已经改变。在进洛阳之前，他们是地方势力簇拥而起的造反派，实质上他们是矫诏起兵的叛臣（赵王篡位掩盖了这一点）；进洛阳之后，他们就成为当权派，屁股决定脑袋，当然容不得底下叛臣太嚣张，更不想助长地方势力的气焰。
成都王的最后做法是一走了之，他只为自己心腹如卢志赵骧石超等人讨赏，还为一些有利用价值的地方官员，如王彦李毅等人讨赏，别的杂牌军他就撂挑子甩手不管了。
如前文所述，齐王为了抢执政地位，招募来的军队比成都王更多，所以他面临的困难比成都王更加严重。成都王一走，作为执政者，傻乎乎的齐王必须将成都王撂下的担子给承担起来。什么叫作茧自缚？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那些地方军队因此就滞留洛阳，吃光粮食事小，影响人心事大。齐王最后的决定是不赏，不过齐王做得又不彻底，与成都王的做法相似，齐王只给自己的亲信加官进爵。齐王给前豫州刺史何勖加官车骑将军，然后让何勖领中领军执掌禁军，齐王又封心腹葛为、路秀、卫毅、刘真、韩泰为公爵，号曰“五公”。
于是怨声载道，世人纷纷指责齐王“选举不均，惟宠亲昵”，却把所有赞誉给了成都王，所谓民心就是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齐王正逐渐失去地方上的支持，成都王的号召力则与他的声誉一样与日俱增。
齐王的“不赏”不仅限于非嫡系地方军，对于洛阳中枢的旧臣，齐王也摆出一副有恶必咎、公正严明的姿态。上文提及的东武公司马澹遭清洗仅是一例，文豪陆机也因此差点遭遇杀身之祸。
陆机在赵王伪朝担任中书郎。中书省是负责起草诏书的地方，惠帝禅让诏书也出自中书省，所以齐王将中书省的官员一网打尽，中书监傅祗，右丞周导、王尊，中书郎陆机、杜育一干人等，统统被收押，交付廷尉治罪。陆机吃亏在于名气太大，齐王怀疑那份诏书就是他起草的，要杀他以谢天下，幸亏有吴王和成都王两位王爷替他求情（吴王是陆机的故主，陆机陆云兄弟就是通过做吴王属官出仕的），另外齐王也查清了禅让诏书出自孙秀与义阳王司马威之手（《晋书》如是说，但很可能是笔查不清的糊涂账，所以推诿给孙秀、司马威，反正两人已死，死无对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陆机才逃过一劫，改为减死徙边，没几天遇到大赦，免罪。
百无一用是书生。陆机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所以即使齐王要杀他，陆机所能做的也仅仅是摇摇笔杆子，写了一篇《豪士赋》骂齐王出气。这篇《豪士赋》及其序文流传至今，陆机在里面拐弯抹角地讥讽齐王欺世盗名，说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就像树叶本来就已经根基松动，恰巧吹过一阵风，落下树来，从表面上看树叶是风吹落的，实则“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凑巧而已。齐王就是那凑巧的风，“徼一时之功而居伊、周之位”，却又没有自知之明，骄横妄为，不知谦损，终有一天要倒大霉。不如功成身退，远身避祸，方可保全。
《豪士赋》及其序文在当时流传甚广，但是就齐王而言根本无关痛痒。齐王要防备的是另外一些人的不满，这些人不会写锦绣文章，不懂诗书礼仪，他们甚至可以说是粗鄙的、品性低劣的，但是他们耳聪目明，擅长于钻营投机。在我们这个流氓横行、充斥强盗逻辑的历史中，这些人才是风流人物。
齐王的“不赏”也得罪了他们中的一部分，齐王马上就品尝到苦果。永宁元年八月，禁军左卫将军王舆与齐王的哥哥东莱王司马蕤密谋发动政变，废黜齐王。
这已经是王舆第三次在“八王之乱”中出场，回顾一下他历次出场的情景，就可以明白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反复之人。
王舆第一次出场是在淮南王事件里，当时淮南王试图控制皇帝，时任尚书左丞的王舆紧闭宫城掖门阻止淮南王入宫，结果淮南王战死街头，王舆被赵王任命为左卫将军，统领殿内左卫禁军；
王舆的第二次出场是在成都王兵临城下，赵王末日将至的时候。王舆与广陵公司马漼倒倒戈一击，杀孙秀、擒赵王、迎成都王入城；
按说王舆是立有大功的，但是齐王嫌忌他曾替赵王为虎作伥，于是不升不降，王舆依然只是左卫将军。王舆对此当然是很不满的，不久齐王又给淮南王平反，王舆在不满之中又增加了不安。正好当时东莱王司马蕤对弟弟也十分不满，两人就一拍即合。
东莱王的不满来自贪心不足。此前他已经加官大将军，兼后军将军、侍中、特进，食邑也增加至二万户，不过东莱王不满足，他向齐王要求开府，被齐王拒绝。齐王说，武帝的两个儿子吴王和豫章王都还没有开府，你先等等再说。
东莱王是个好酒的粗人，他简单的大脑肯定经不起王舆的挑拨，也肯定不能策划细致周到的政变，所以政变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东莱王按计划向惠帝上书检举齐王专权，但王舆还没来得及发动兵变，齐王就已得到风声，将王舆抓捕，夷三族。东莱王一下子慌了手脚，王舆被捕的当晚，他只想着逃跑，穿着便服与几个奴仆在洛阳城里四处躲藏，结果发现根本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府邸等候处分。
东莱王被免为庶人，不久之后被封为上庸县王，然后又贬为微阳侯。这种贬封实际是变相流放，上庸内史陈钟想奉承齐王，就把东莱王给暗杀了。可惜齐王并不领情，惠帝下诏诛杀陈钟，恢复东莱王的封地，以东莱王的礼节下葬。
东莱王事件进一步损害了齐王的声誉，也挫伤了齐王对亲情的信心。豫州是齐王的根据地，齐王在洛阳执政，北海王司马寔被任命为安南将军，假节，都督豫州诸军事，代替齐王镇许昌。东莱王事件之后，齐王对这个弟弟也不敢信任了，司马寔于是被留在洛阳，担任侍中、上军将军。由时任尚书的范阳王司马虓接替司马寔出任安南将军，持节，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
范阳王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的孙子，当时三十一岁，此前一直以风流名士的面目示人，史书上说他“少好学驰誉，研考经记，清辩能言论”。齐王派范阳王出镇许昌，也许就是看重他是一个不通世情的名士，便于控制。但是齐王低估了这位族叔，范阳王也是一个枭雄，他是“八王之乱”后期的风云人物，出镇许昌就是他参与政治角逐的起点。齐王正在失去豫州，失去根基，成为无源之水。
执政一年，齐王的威信快速流失，朝野上下对他的非议与日俱增。齐王背上一系列罪名：骄奢、僭礼、专权、任用奸佞……其中有些是欲加之罪，有些则是齐王自找的。齐王在执政期间完全把惠帝视为空气，有近一年的时间没去朝觐，诸大臣议事必须要到齐王府请示意见，并且见面时要向齐王行跪拜礼（这一点不排除有人特意在阿谀奉承，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向齐王下跪）；臣子的奏章也必须先送齐王府，审阅通过之后才能递交惠帝。有一个叫桓豹的殿中御史挑战了齐王的权威，直接向惠帝奏事，齐王竟然派人将他活活打死。此事的影响十分恶劣，史书上说“于是朝廷侧目，海内失望矣”。
以上种种表明，齐王也没有克服权力对于智力的侵蚀，他得意忘形了。
五、三谏不从
永宁二年（公元302年）三月癸卯，年在幼冲的皇太孙司马尚夭折了。
晋朝医疗水平低下，儿童夭折的情况比较常见，连皇室也不能幸免，当年文帝司马昭有七个儿子，夭折掉三个；武帝有二十多个儿子，夭折近一半。不幸的是司马尚身份特殊，他是愍怀太子劫后仅存的儿子，也是惠帝最后一个嫡系子孙，司马尚一死，谁来继承皇位呢？
于是纠缠惠帝朝十年之久，引发过多次政变的皇嗣问题再次浮出了水面，倒霉的齐王何其不幸。
当时武帝还剩五个儿子、若干孙儿，等他们死光了才可能轮到齐王，所以按血缘亲疏，齐王是肯定不可能成为嗣君的，他要做的是从武帝的子孙中选出一个来，立为皇太弟或者皇太子。
这本是齐王投桃报李的良机，他可以立成都王为皇太弟。成都王当时手握重兵、誉满天下，被立为嗣君那是人心所向，如果齐王顺水推舟促成其美，那么齐王这个中央执政者与成都王这个地方上最强藩镇将结成牢固联盟，无人能够撼动。对于国家而言，对于齐王、成都王个人而言，都应该是件好事。
但是齐王舍不得这来之不易的权力，惠帝只是一个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