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司马冏这套说辞让武帝龙颜大悦。武帝当即伸张迟来的正义，将那几个太医斩掉了脑袋。武帝又听说齐王嗣位空缺，于是任命司马冏接替父亲，成为新一任齐王。一场风波过后是皆大欢喜。
此后的十几年，齐王在政坛左右逢源，朝廷执政换了好几拨，齐王总能逢凶化吉。
贾皇后也是齐王的仇人，但齐王很好的隐藏了他内心的仇恨，齐王在元康年间历任左军将军、翊军校尉，执掌禁军是他后来参与赵王兵变的资本；
在赵王当政期间，齐王尽管心怀不满，但也没有让赵王过分不安，他很精明的避开与淮南王一起横尸洛阳街头的命运；
坐镇许昌之后，齐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甚至向盟友王处穆借人头，以骗取赵王的信任。
齐王司马冏一直扮演着温良恭俭让的软角色，可是这并非他的真实面目。赵王篡位也是司马冏人生的一道分水岭，此后司马冏将显露隐藏在面具之下的爪牙。
首先领教到的是司马冏的哥哥，东莱王司马蕤。
司马蕤据说是个粗人，嗜酒，经常喝醉了撒酒疯，有意挑衅污辱司马冏，当时司马冏表现得极有风度，他处处忍让，任由司马蕤无理取闹。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窝囊？他总是打个哈哈说，司马蕤是兄长，弟弟让着兄长那是应该的。此事传为美谈，司马蕤污辱弟弟的目的没达到，反而成全了弟弟的美誉。
司马冏是否真的顾及亲情，尊重兄长呢？
显然不是。在他出镇许昌的时候，哥哥司马蕤与弟弟司马寔都在洛阳。按照晋朝的惯例，出镇地方军事的官员都要派遣至亲作为人质留在洛阳，司马蕤、司马寔其实就相当于司马冏的人质，司马冏在许昌起兵的时候可没有把兄弟俩的死活放在心上，若不是机缘巧合，兄弟俩肯定已经横尸于洛阳东市。
赵王死后，司马蕤、司马寔两人恢复了自由，齐王进京的时候，司马蕤到城外去迎接弟弟。齐王既然已经得志，就无需再掩饰对兄长的厌恶，当时赶去拜谒齐王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齐王很解气地把哥哥晾在门外，说现在没空接见，等着吧！
粗人司马蕤吃了闭门羹，气愤难平，说：“吾坐尔殆死，曾无友于之情！”那意思是说，我差点被你连累死，现在却给我摆谱，一点兄弟情谊也没有！
后来司马蕤、司马冏兄弟相残，司马蕤死于非命，重演了他父亲与武帝之间煮豆燃萁的悲剧，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二、三个军政府
齐王入洛阳的时候威风无比。身后是浩浩荡荡数十万大军，进军的鼓声震天彻地，旌旗如林绵延几十里；身前有新野公司马歆亲自执戈开道。新野公食邑一千八百户，所受的礼遇与县王相同，爵位仅仅比齐王低一个等级，他降尊给齐王开道，实际是在给齐王造势，做秀给成都王等人看。《诗经》所谓“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新野公通过这一举动暗示成都王等人：齐王是我们大家的领袖。
成都王、河间王全都亲自出马，去迎接齐王入京，惠帝也派出使者慰劳齐王。为了炫耀军威，齐王直接将军队开进了洛阳（这应该是很无礼的行为，不过当时成都王、河间王都是这么做的），并且在宫城外通章署前的御道上进行了一次小规模阅兵仪式。这次阅兵据说把全洛阳的百姓都惊动了，史书上说“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
齐王如此咄咄逼人，用意显而易见，就是想压成都王一头，争夺执政的位置。
面对齐王咄咄逼人的态势，成都王与河间王不可能无动于衷。天下大权近在咫尺，麾下士兵遍布全城，他们底气很足，所以不可能轻易言弃。
当时的洛阳劫后余生，表面上是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三位手握重兵的王爷正纵横捭阖，往来于公卿之间，密谋于暗室之内，他们以一次次筵席盛会为战场，在觥筹交错之中施展口蜜腹剑，他们还在朝堂上，以谦和的姿态用华丽的外交辞令，争锋相对寸土必争。
这场博弈在十四天后有了结果。永宁元年六月甲戌，惠帝下诏对各位勤王的王爷进行褒奖，任命如下：
齐王司马冏为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辅佐皇帝处理朝政；
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朝；
河间王司马颙为侍中，太尉，加三赐之礼；
常山王司马乂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
广陵公司马漼进爵为广陵王，领尚书，加侍中；
新野公司马歆进爵为新野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加镇南大将军。
五天之后，惠帝又封梁王司马肜为太宰，领司徒。不过当时的梁王已是强弩之末（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强弩，只是张劣弓），无力再参与朝政，十个月之后他就病死了。
根据这道诏书可见，这场博弈的结果是齐王大胜，他如愿以偿地成为新执政，主导朝政“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成都王的收获则次于齐王，他得到了兵权，“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但是这个兵权徒有虚名，因为从法理上讲，有权动用天下兵马的只有皇帝一人，成都王这个大都督只是一个执行者，而皇帝的控制权在齐王手里，所以成都王的“都督中外诸军事”有名无实。
而且当时不比往日，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天下兵马，即使成都王控制了皇帝，他也只能支配自己势力范围内冀州兵与兖州兵。北部的幽州兵、南部的豫州兵、荆州兵、西部的关中兵全都各为其主，绝对不会听从成都王号令。同理，齐王、河间王等人也都没有能力号令天下，在皇帝失去威信之后，诸侯割据的局面已经隐然呈现。
成都王的所得与他的身份与贡献是不相匹配的。论亲疏，他是武帝的儿子，惠帝的亲弟弟；论功勋，他的军队是扭转战局的中流砥柱，是他击溃了赵王的主力，率先进入洛阳。相比之下，除了首倡大义，齐王在各方面都要逊成都王一筹，齐王之所以能够得志，是成都王谦让的结果。
齐王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投桃报李，给成都王“录尚书事”，魏晋以来朝政大权逐渐由三公九卿转移至尚书省、中书省，“录尚书事”即意味着有权参政议政，齐王此举实质是在邀请成都王共同辅政。
但是此时的成都王并未对权力表示有很强的欲望，无欲则刚，成都王对于此次齐王主持的权力划分并没有显示出不满。
感到不满的是河间王，他在这次博弈中可谓惨败。论收益，河间王甚至不如常山王、广陵公和新野公，后三者加官进爵，加的都是掌握实权的官衔，进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爵位。河间王千里奔赴，却仅仅得到一些虚职：“侍中”这个职位表示河间王以后有直达禁宫向惠帝奏事的权力，而“太尉”只是一个虚衔三公，并没有指挥兵马的权力。河间王在想要染指的政治领域，可谓颗粒无收。
河间王颗粒无收的原因是齐王的有意压制。齐王痛恨河间王当时的骑墙行为，更加痛恨河间王事后凑过来捡漏，所以只给他一些虚幻的优宠，将其排除在参议政事的门墙之外。
河间王固然贪心不足，齐王也未免有些意气用事，二王因此结下仇怨，导致日后的反目。
由这道诏书也可以看出皇权的微弱的趋向，说赏与罚是人君驾御臣子的两大利器，此时这些利器已经失效。
如果赏罚分明，河间王不仅无功，反而还应当受罚，结果他却升任三公；无独有偶，幽州的王浚拥兵自重、首鼠两端，惠帝不仅没有降罪，反而给王浚官升一级，由宁朔将军升任为安北将军。
当罚不罚，当赏则在滥赏。在平时，封三公是不寻常的朝廷大事，皇帝要为此祷告天地，到太庙向祖宗备案；而加三赐之礼、加九锡之礼更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几百年才碰上一次。如今可好，惠帝一口气封了三个三公，给两个大臣加九锡，另一个加三赐。
显而易见，这道诏书不符合惠帝的利益，只符合权臣们的利益。这次权力重新分配的博弈，其依据也不是功劳的大小，而是拳头的软硬、武力的强弱。
齐王在豫州滞留的两个月并没有白费，他带足了兵马才来，果然是深谙政治的有心人。
不过尽管齐王心思缜密，有的地方他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分配利益的诏书下达之后，成都、河间二王仍赖在洛阳不走，齐王对此无可奈何。
乱世之中的政治话语权是与军事实力相匹配的，齐王只是略胜一筹，并非一家独大，虽然惠帝充当了仲裁，判给齐王执政权，但是齐王到手的仅仅是纸面上的权力，他根本无法号令天下。远的不说，即使在区区洛阳城，缺乏成都王、河间王的配合，齐王就无法控制住局面。
当时洛阳汇聚了晋朝半数以上的军队，大大小小的军事团体成百上千，每一支队伍都代表着一方势力，要求在新政权中分一杯满意的羹。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为了增强竞争力，他们又相互结党，最后形成三大阵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就是这三大阵营的核心。
所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身后那几十万军队是他们争权夺利的利器，同时也是挟持他们的力量。三王必须喂饱麾下那些将领，满足他们的野心。
惠帝诏书一下，三位王爷都成为三公，三公照例就要开府。
开府是一种优宠，也是种特权。普通的朝廷官员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如尚书有尚书台、御史有御史台、太仆有太仆寺等等，他们的同僚、下属也全部由朝廷任命；享有开府殊荣的官员则不同，他们可以在自家府邸开设办公衙门、处理政务，并且还可以自主征辟属官。
于是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在各自的官邸开府办公，各自任用亲信征辟为掾属。三王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