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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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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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室一直憋着一口气,这口气是从咸宁年间被驱逐出洛阳开始一路积攒下来的,之所以隐忍着,只有因为没有领袖。汝南王作为宣帝的儿子,宗室嫡系中硕果仅存的长辈之一,原本众望所归,但他却令人失望地不战而逃,威望扫地。
    在这个时候,楚王司马玮进入了大家的视野。与年老气衰的汝南王迥然不同,二十一岁的楚王有将帅之才,性格勇猛果断,武帝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危托付给他。楚王因此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威权不在汝南王之下。
    汝南王已经倒下,楚王于是成为宗室新的希望,这种人心所向早在永熙元年五月,武帝下葬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得很清晰。
    永熙元年五月辛未,武帝下葬峻阳陵。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大小郡王、县王,还有大大小小的公爵、侯爵,纷纷赴洛阳奔丧。楚王远在襄阳,来得较晚,但当他抵达洛阳的时候,那些诸侯,还有许多朝臣都赶到东门外去迎接,当时洛阳城万人空巷,无数百姓也跟着涌到东门去瞻仰少年王爷的风采。
    当时楚王行为十分低调,看来在荆州两年已有所历练,他没有在东门外逗留,径直去了峻阳陵。在陵前楚王与他的同母弟弟长沙王司马乂单独会面,聊了许久,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会晤结束后楚王履行完相关礼节,就匆匆返回襄阳去了。
    楚王的惊人号召力引起了贾皇后的注意,也引起了杨骏的注意。楚王因此成为贾皇后重点拉拢的外援,也成为杨骏首选的防范对象。
    永熙元年(公元290年)磕磕碰碰地过去了。第二年,永平元年(公元291年)正月乙酉,杨骏让惠帝下了一道简直贻笑后人的诏书,诏书说:禁止宗室子弟与群官去拜谒皇陵。
    皇帝竟然禁止同族亲友拜祭先帝祖宗,这事未免太荒谬了,杨骏却一本正经地告诉同僚:不要大惊小怪,不谒陵是司马家的祖训。
    于是有好事者去查阅朝廷典章,结果发现还真有这么一条祖训,留这个祖训的还是司马家最权威的祖宗:宣帝司马懿。
    众所周知,司马家的政权是骗来的。当年司马懿通过装病卖傻,麻痹了政敌曹爽,然后趁曹爽兄弟陪同齐王曹芳离开洛阳,到高平陵拜祭魏明帝的时候,成功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事后司马懿总结经验教训,生怕别人偷学他的绝招,于是在临死的时候嘱咐儿子,千万不可谒陵,要时时刻刻提防别人背后捅刀子。司马师、司马昭果然遵循老父遗志,一次都没去司马懿陵前拜祭。
    到了武帝统一天下,江山巩固,已经没有人能够威胁司马氏的统治,于是武帝两次大张旗鼓的拜祭了父亲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伯父景帝司马师的峻平陵。武帝是知道有那么一条祖训的,大概是怕爷爷跳出来骂他,他也没敢去拜祭宣帝司马懿的高原陵。
    但是司马家标榜以“孝”治天下,却连祖坟都不去拜祭,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司马懿的那条祖训只适用于江山未稳的非常时期,既然武帝已经破了例,这条祖训就该自动作废。如今又被杨骏捡起来,只能说明杨骏心虚。因为不提这条祖训,惠帝就不得不去谒陵,杨骏怕有人趁机端他老窝;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杨骏怕那些诸侯王以谒陵为借口,到洛阳汇合图谋不轨。
    杨骏虽然接管了洛阳军事,增强了少许安全感,但是洛阳禁军号称天下最精锐,却存在着数量上的劣势,想凭此来号令天下明显力不从心。
    武帝遗志中追求的那种实力均衡的格局,中央部分虽然崩坏,但是各藩镇的格局依旧保持原样,关中的秦王司马柬、邺城的赵王司马伦、许昌的汝南王司马亮、襄阳的楚王司马玮、寿春的淮南王司马允,几十万雄兵包围着洛阳,虎视眈眈,这让杨骏夜不能寐。
    诸藩镇之中,秦王司马柬是杨骏的外孙,性格“仁讷”,诸镇之中他与杨氏的关系最为亲密,所以关中地区是杨骏最放心的;
    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一个是手下败将,另一个素来不肖,这两个锐气全无的老人也可以先搁在一边;
    令杨骏感到紧张的是年轻气盛的楚王司马玮与淮南王司马允,特别是楚王司马玮,在杨骏眼里简直就是,“心腹大患”的代名词。
    就当杨骏绞尽脑汁,谋算着怎样才能收服司马玮的时候,楚王突然从荆州上书,主动要求入朝为官。这可把杨骏乐坏了,心想荆州山高路远兵精将广我还真拿你没办法,你想自投罗网岂不正中我下怀?
    杨骏丝毫没察觉有一张罗网已经慢慢张开。
    铺设这一张罗网的人是贾皇后。
    贾皇后一面加紧往禁军内部渗透,一面在宗室里寻找树立旗帜的人。贾皇后很明白,要打倒外戚杨骏只能借助宗室的力量,而洛阳的宗室是没有利用价值的,于是她派遣李肇去联络真正有实力的人。
    李肇第一站去了许昌,找汝南王司马亮痛陈晋室危亡,说杨骏这人可能想当王莽,你是宗室元老你不能不管。此时汝南王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有担当的长辈,绝对辜负武帝的期望,他对着李肇打哈哈,说什么:“骏之凶暴,死亡无日,不足忧也。”
    李肇一听这论调就知道找错了人,他扭头就去了襄阳。在襄阳见到楚王司马玮,两人一拍即合。
    随后李肇离开襄阳,又赶往寿春去联络淮南王司马允。楚王则恭敬谦逊地上书,陈述了对洛阳、对母亲审氏以及皇帝哥哥的思念,希望回洛阳做京官。
    杨骏以为这只老虎要拔掉尖牙利齿,自己跳到牢笼里来。他很高兴,欣然让惠帝准奏,这老头昏昏然不知死期将至,楚王可是带着刀上路的。
    于是在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辛亥年)二月癸酉,二十一岁的楚王司马玮与十八岁的淮南王司马允抵达洛阳。
    晋朝两个最年轻却最有权势的王爷同时进朝,当然不是巧合,李肇这趟路跑得真够辛苦的。
    七、喋血的暗夜
    楚王抵达洛阳,杨骏并没有立即给他安排官职。杨骏也许正沉浸在除去一个劲敌的喜悦之中,丝毫没觉察到楚王正与贾皇后加紧策划政变。
    有了楚王的直接参与,政变的性质就完全改变,这不再是贾、杨两家外戚之间的争斗,而是宗室在向杨氏复仇雪恨,洛阳的宗室成员都很踊跃,纷纷加入政变的行列,而作为主谋的贾皇后则巧妙的隐藏到了幕后。
    从二月癸酉到三月辛卯间隔十九天。这十九天,响彻洛阳的是磨刀的声音,街头巷尾传唱着新的民谣,内容是“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
    搞政变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早在三百年前,汉代的吕太后就已经回答得很清楚。当时她知道朝中的那帮老臣不怀好意,于是临死之前让侄子吕禄、吕产控制长安的北军、南军,并告诫他们说:“我快死了,幼帝年少,那些大臣恐怕会对吕氏不利。你们一定要抓住兵权,牢牢控制皇帝,千万不要替我送葬,不要为人所制。”可惜吕禄、吕产没听老人言,被骗走兵权,结果被宰。
    诸臣诛杀吕氏是一个政变的模范标本,表明要发动一次成功的政变,必须要具备两个前提:首先要有兵权,有了兵权才有发言权;其次是要具备政治合法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控制皇帝。
    有贾皇后在,皇帝那边是不用担心的,关键是要掌握禁军。惠帝于是下诏收回兵权,任命从叔祖下邳王司马晃接替张劭领中护军。
    杨骏曾经规定,皇帝下诏书必须要经太后过目才能颁布生效。但他忽略了一件事:只要是皇帝的旨意,都是圣旨,只要盖上皇帝玺印的青纸诏,都是诏书,即使不给太后过目,这诏书也照样能够生效。
    惠帝的这道诏书肯定没有经过太后过目。若换了老奸巨猾的政坛老手,必定找借口不奉诏,甚至可能先下手为强反戈一击,但张劭初出茅庐,竟然没有任何抵抗,乖乖把兵权交了出来,这让原本忐忑不安的楚王等人欣喜若狂。
    夺回中护军,就等于斩断杨骏的左右手。箭已上弦不得不发了,惠帝快刀斩乱麻,连着下诏书,任命弟弟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北军中候;任命从叔东安公司马繇为右卫将军;任命从叔高密王世子司马越为左卫将军;任命弟弟长沙王司马乂为步兵校尉。
    这一系列任命都发生在永平元年(公元291年)三月辛卯,当天深夜,贾皇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派出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向惠帝告发太傅杨骏图谋造反。惠帝当即龙颜大怒,诏令宫城内外戒严,命令刘颂为三公尚书、屯兵殿内;北军中候楚王司马玮屯兵宫城外的大司马门下;左卫将军司马越护卫东宫;右卫将军东安公司马繇率领殿中虎贲四百人屯驻云龙门。
    同时惠帝下诏废黜杨骏一切官职,以临晋侯身份就第,若杨骏抗诏不从,则责令东安公率兵讨伐。
    参与政变的清一色都姓司马,刘颂虽然姓刘,但他是淮南国的相国,二月份随着淮南王一起来到洛阳,是淮南王的代表。宗室积攒了多年的怨气一朝爆发,杨骏休矣。
    作为杨骏安插在宫里的眼线,侍中段广知道大事不妙,但是当时宫门已闭、内外戒严,逃已无路可逃。这位表舅只能作一些微弱而无谓的抵抗,他对皇帝说:“杨骏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
    惠帝不做声,只木讷地盯着他看。
    段广还想再说什么,贾皇后一挥手,有虎贲冲上来,把他拖了出去。
    三月辛卯政变示意图
    皇宫里面正厉兵秣马,外边杨骏也已经得到了消息。杨骏住在武库南,处于西宫与东宫之间,与西宫隔着云龙门,与东宫隔着万春门。这是当年曹爽的故居,杨骏即将面临与曹爽同样的命运。
    杨骏赶紧招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可是赶来与杨骏共患难的人并不多,司徒王浑、司空石鉴等元老重臣就没有来,来的只是杨骏的心腹,还有少数几个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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