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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张璟琳 著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上二世而亡的王朝并不鲜见，前有秦朝后有隋朝，但是秦末与隋末的乱世全都适可而止，时间跨度在十年左右，这段卵石就像社会动了一场大手术，血流遍地。然而伤口愈合之后，崛起了＇汉＇与＇唐＇两位巨人。西晋则不然，它亡得不仅快，还亡得很彻底；不仅亡了国，还亡了天下。胡人从极北苦寒之地一路向南，两汉以来的赫赫武功扫地无遗。＇犯我强汉者，虽然必诛！＇成为笑谈痴语。残存的晋室宗族龟缩到江南一隅，依仗长江天险偏安苟活这个残局，后人拾掇了三百多年才重新拾掇出一个完整的王朝。其间有多少人受戮于战场，有多少人枉死于暴政，又有多少人瘐毙于颠簸流离？
晋朝由治转衰的转折点就是＇八王之乱＇。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乱世——＇五胡乱华＇。
第一章 悲剧的前奏
一、临终的皇帝
魏元帝曹奂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年近而立的司马炎还立在父亲司马昭巨大的荫庇之下，他当时是曹魏的新昌乡侯，官职是中抚军，主要职责是统领禁军，卫戍京师。这是权臣父子的传统分工模式：父亲领军在外讨伐异己，儿子留守京师，监督傀儡皇帝与朝中百官，当年曹操、曹丕父子也是如此。
但是司马昭似乎对儿子缺乏充分信心。这一年年初，奉命远征的镇西将军钟会消灭了蜀汉之后，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立，司马昭亲率大军西征，因为担心后院起火，司马昭挟持魏帝曹奂一同去了长安。
血战最终并没有爆发。此前司马昭对钟会的野心有所预料，特地任命能谋善断的卫瓘为监军，随行入蜀以备不测。卫瓘不辱使命，钟会刚树起叛旗，卫瓘就策动魏军哗变，杀死钟会及其党羽，控制蜀中大局。巴蜀二十二郡正式划入曹魏版图，被收编为第十三个州，益州。到了晋朝，益州一分为三，由北到南分别为梁州、益州、宁州。
随着蜀汉的灭亡，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三分天下的格局终于被打破。表面上是曹操的后人正在实现其先祖“天下归心”的理想，而实际上此时的曹魏政权也已经日薄西山，即将笑纳这个天下的人，复姓司马。
同年三月，司马昭进爵为晋王。十月，司马昭立长子司马炎为晋王太子。此时的司马昭，九锡也受过了，对内的一切反对势力都已经剿平，万事俱备，只欠魏帝禅位。
司马昭没有等来做皇帝的这一天，他在次年（公元265年）八月病死，司马炎嗣位晋王。同年十二月，魏帝曹奂禅位给晋王，这一年司马炎正好三十岁。所谓三十而立，司马炎的起点比较高，一立就是个皇帝。
司马炎改咸熙二年为泰始元年。
泰始，这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一个年号，也是晋朝的第一个年号。泰者，安也。司马炎是想诏告天下：从今开始，天下要安定了。
泰始这个年号用了十年，但是天下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安定，三国乱世尚未完全谢幕。江南孙吴政权依仗着长江天险负隅顽抗，两国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时有交锋。
泰始十一年春（公元275年），司马炎改元咸宁。
咸宁，这是晋武帝的第二个年号，还是祈祷天下安宁的意思。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经过十多年的精心准备，晋国出动二十万军队，分六路进攻孙吴。孙吴当时国贫民困、人心思变，晋军摧枯拉朽一般，横扫江南。
次年三月，晋将王濬率领水军从上游顺江而下，直捣建业，吴王孙皓黯然出城投降。
破碎近百年的天下重新归于一统，兵荒马乱的日子结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咸宁的许诺已经实现，司马炎于是再次改元，将咸宁六年改为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太康，这是晋武帝的第三个年号。
太康这个年号用了十年，这十年史称“太康盛世”。史家如此描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所谓盛世，标准竟然仅仅是“天下无事，赋税平均”，可见这不是一个繁华似锦的盛世，而是大乱之后喘口气的盛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治世而已。但是对比之前兵连祸结、“千里无人烟，白骨蔽荒野”的惨况，人们已经感到相当的幸福和满足。
可悲的是，即使是这样的盛世也仅仅昙花一现。不久，天下重新分崩离析，战火延绵不止。几十年后，在经历了山河沦丧、骨肉分离，见惯了杀人盈城、尸横遍野之后，文人干宝追忆晋初那段逝水年华，他笔下的太康十年美好得恍若人间仙境：“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千载之后重读干宝此文，令人欷殻Р灰眩沂乐腥怂党钍抢帷⑺迪惨彩抢帷Ｑ柙啤澳饺晃沂廊恕保肿盅帷�
太康盛世的终结有诸多原因，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司马炎怠于朝政。
名为开国君主，实际上司马炎根本不具备开国之君应有的雄才伟略，他能当上皇帝的唯一原因就是有幸生在司马家。众所周知，司马家的江山是从曹操后人的手中连骗带抢得来的，过程卑鄙并且充满血腥味。司马家的前二代人物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留给后人的印象也是阴霾狡诈、心狠手辣，这一形象直到第三代人物司马炎的时候才有改观，但这个改观是建立在前二代人物辣手扫平一切政敌基础之上的。对于司马炎而言，创业时期的艰难险阻已由父祖克服，皇帝的宝座瓜熟蒂落，被他悠然拾起。
西晋太康二年疆域图、西域部分有省略
所以本质上司马炎是个靠父祖荫庇的二世祖，天性里安逸享乐的成分远多于坚忍谋国。在平定吴国之前，他还能稍稍克制自己，摆出一副有为明君的姿态，屡次下诏严禁浮华、严禁奢侈。不过这也仅仅是个姿态而已，比如他标榜从谏如流，却无法真正做到择善而从，最后姑息养奸；他宣称要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却始终优柔寡断，在苟安与奋进之间摇摆不定。
等到吴国灭亡，天下人都只认他司马炎一个皇帝之后，司马炎就连“明君”的姿态都摆得三心二意，压制已久的纨绔子弟习气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晋书》上评论他：“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
所谓“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是暗示司马炎好色。司马炎好色是个公开的秘密。早在泰始九年，司马炎就下诏在全境范围内征秀女，上至公卿府第下至寻常巷闾，凡有适龄少女却敢隐匿不报的，都以“大不敬”论处；为了防止有人通过抢婚来逃避选秀，司马炎又下令，在选秀期间天下人一律不许嫁娶，犯者也是“大不敬”。要知道“大不敬”的罪名可不轻，最重可诛三族，司马炎一向标榜仁恕，可是为了美人，他愿意承担暴君的骂名。
讨平吴国之后，司马炎的“寡人有疾”一发不可收拾。他将吴主孙皓宫中的姬妾、宫女五千余人全部据为己有，导致洛阳后宫猛增至史无前例的一万余人。这一举动使司马炎沦为历史笑柄，宋朝诗人邓林写有一首名为《晋武帝》的七绝，劈头两句就是“秋风铜爵曲池平，吴主宫娃满掖庭”。
而更大的笑话还在后头。因为后宫人数太多，繁花入眼竟然使司马炎不知所从，在这个时候皇帝变成了一个极富有闲情逸致的登徒子，他每天坐着无人驾驭的羊车随遇而安。羊车停在哪个美人房前，就在哪里过夜。宫人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那几只拉车的羊身上，纷纷学习牧羊人的本事，在房前插竹枝、洒盐水，以吸引羊群。司马炎因此成为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羊车”一物也经常被后世用来指代帝王的宠爱与临幸。
所谓“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说的是司马炎重用杨骏、杨珧、杨济三兄弟，其中杨骏是皇后杨芷的父亲。太康年间离晋朝开国已近二十年，许多开国元勋已经逝世，杨骏兄弟成为最得司马炎宠信的臣子。司马炎热衷于在后宫寻花问柳，杨骏等人就趁机专擅朝堂，任用私人，排挤卫瓘等功勋卓著的老臣。《晋书·杨骏传》中说：“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而骏及珧、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
沉溺于酒色会间接造成君主大权旁落，不过它最直接的后果却是戕害君主的身体。没过多久，刚过知天命之年的司马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行了。
自从西汉武帝年间，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学说杂糅，提出“天人感应”学说之后，谶纬之学、阴阳之说就再次成为显学。数百年来人们很真诚地相信“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这句话，认为天地间各种现象都会与人世间的所有祸福得失相契合。两汉魏晋各朝的史官不厌其烦地记下天上地下各种异象，用来附会当时各种政治现象，这些史料后来被记入《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正史中的“天文志”、“五行志”等篇章。
按照那时的说法，皇帝是上天之子，动静都有天神庇佑，连皇帝的座位都上应天上的“帝座”星，上天会不时的降下昭兆预示祸福。
太康九年正月壬申，太阳在白昼突然消失，良久再现；六月庚子正午，太阳再次消失，暝色笼罩大地。观星者言：日食再现，不利于王者。果然没过多久，司马炎就病倒了。
皇帝的病情时好时坏，延续到太康十年，情况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