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 第18部分

　　在查抄张府的过程中，刑部尚书潘季驯等人曾在奏疏中提及张府饿死多人。对于这一情节，万历皇帝极为不快，下诏命司礼太监张诚查明。作为此次抄家的主管太监，自然不敢如实禀报，便回奏称：“只二人”，回避了饿死多少人这一事实。这时，江西道御史李植以独特的政治敏感与嗅觉，上疏弹劾潘季驯，说潘季驯“无中生有，欺皇上于今日矣。”于是，潘季驯很快被降旨革职为民。而李植以及先前弹劾张居正有功的江东之、羊可立三人，以“尽忠言事，揭发大奸有功”的名义，分别晋升为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少卿和尚宝司少卿。这三个以整人发迹的政治暴发户骤然成了万历皇帝心中的红人。而抄家有功的张诚很快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兼管东厂及内官监，取代了当年炙手可热的人物——冯保。

　　“张居正事件”既然已经至此，作为万历皇帝自然无法后退，对这一切措施和结果，他必须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如果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无裨益。在抄家四个月之后，万历皇帝正式对张居正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坟地、箝制言官、蔽塞联聪……专政擅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斩棺戮尸，念勤劳有年，姑免尽法。”

　　张居正患病的时候，北京的部、院及大部分省、府，都为他建斋祈祷，保佑他平安。赞扬之声充满朝廷内外，很少有人指责他的缺点。待他病故，万历追论他的罪过以后，又千夫乱指，诽谤、诬陷充满朝廷，几乎没有人为其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当时拒官隐退的大思想家、学者李贽，以高贵的人格精神，勇敢地站出来替张居正奔走呼号，大鸣不平，并称颂他是“宰相之杰”、“胆如天大”。

　　当然，那些“■夫恶党”们以及万历皇帝本人，不会因为李贽的呼号而改变对张居正的看法。与此相反的是，在抽掉张居正这根帝国的政治支柱以后，又在谋划着抽掉另一根军事支柱，直到这座帝国大厦彻底崩溃方才罢休。

将星西殒

　　早在张居正逝世不久，反张派就秘密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他只听从张居正的调遣，别人无法节制，倘不提防，极有可能使其谋反。而作为手握重兵，捍卫京都门户的“戚家军”一旦谋反，后果不堪设想。

　　万历听后，深以为然。为防后患，他当机立断，把驻守华北重镇、京都门户蓟州的总兵戚继光调任广东任总兵。因为一时还抓不到戚继光谋反的把柄，万历及反张派都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方式。戚继光的官职依旧，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捍卫京都的重要地位。这一点，戚继光本人更是明白无误。所以调往广东之后的他，如同一只猛虎被赶进了松软的沙滩，很难再有大显身手的可能了。不过作为一员武将，只是在精神上感到消沉郁闷，并未完全意识到处境的严峻，而当清算张居正达到高潮的第二年，他才猛悟到局势的严重和自己身处的险恶境地。为避杀身之祸，他很快向朝廷呈请了离职的疏文，实指望早日交出兵权，以绝朝廷及反对派的怀疑。可惜的是，迅速发展的时局已不允许他做出如此聪明的选择了。既然他被视为张居正的同党和朝廷的心腹之患，等待他的自然也是一场悲剧。他很快作为张居正的党羽而受到参劾，万历皇帝毫不留情地将其革职，并将他的部下将领胡守仁、朱钰、金科等人或革职或发戌边陲，以此斩草除根。

　　对于戚继光的这个结局，没有人感到奇怪。既然这颗将星是由于张居正的庇护和支持得以冉冉升起，并由此照亮了大明王朝的边陲，那么在张居正营筑的权力大厦崩溃之时，他就理所当然地摔落下来，并从此黯然失色。

　　当然，就在这位“一剑横空星斗寒”的名将戚继光遭到革职之时，也有正直的臣僚表示了内心的不平和同情，尤其对“戚家军”的解体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这曾是一支怎样的钢铁部队，它在抗倭和捍卫京都的风风雨雨中，为飘摇的大明王朝立下了何等的战功而荣得了多么显赫的声名。这样一支帝国最优秀的军事力量，就这样随着戚继光的革职而土崩瓦解了吗？

　　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看到他是怎样建立起这支铁军的。这位自小生长于山东沿海的武举，在移驻浙江并经历了一连串同倭寇的作战之后，终于做出了具有历史性的创建“戚家军”的决策。从戚继光宣布招兵办法、规定月饷数字、拟订分配兵员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职责，到设置队、哨、马的各级组织，以及统一武器规格、颁发旗帜金鼓等一系列措施和方略来看，这位年轻的将军具有极高的军事修养和以身示范的献身精神。而他创立的“鸳鸯阵”、“两才阵”、“三才阵”以及“连坐法”，又使这种军事天才发挥到极至，并赋予这支军队以钢铁的纪律和战无不胜的气概。

　　戚继光生逢其时，使他能够在明朝中晚期没有大的战争中，确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赫赫名将的地位，并为此留下了不朽的声名。对于时势的造就和朝廷以及地方官员的支持，戚继光当年总是感激不已。就在“戚家军”成立不久一次对士兵训话时，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钱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的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们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们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之不易。不用你耕种劳作，养你一生，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们，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死你们！”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很快建立了铁一般的纪律。这一点，从浙江总督胡宗宪检阅新军的场景中可以看出。

　　当戚继光将招募的新军练好并等待支持自己的上级胡宗宪检阅的那天，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胡宗宪坐着蒙着油布的大轿赶到校场。只见偌大的校场中央，一排排盔甲鲜明的将士，笔直地站在瓢泼大雨之中，尤如雕塑般一动不动。而前面正中站着一位银盔银甲的将军，正是年方三十四岁的戚继光。

　　总督胡完宪站在检阅台上开始检阅，只见在戚继光的率领下，队伍一个分队一个分队地从台前走过。雨越下越大，道道水柱从将士们的头盔、战袍上淌下来，但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号声响亮，虽然只有三千人，但校场内却像卷过了千军万马，气贯天地。

　　胡宗宪当然是激动万分，赞叹不已，他为拥有了这位军事天才而庆幸，更为“戚家军”雄壮的军威所折服。待阅兵完毕，他不无感概地对戚继光说：“今戚将军所建新军，颇有虎狼之势，若用之于战，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何愁倭寇之患？”胡宗宪回到衙门后，立即下令将原有的军队退回原地驻守，将“戚家军”作为机动主力迎击倭寇。

　　“戚家军”不负所望，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在倭寇活动最为猖獗的浙江前沿，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并在战斗中显示了无比的威力。致使倭寇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不得不先后撤出浙江，转而攻掠福建。而已扩编到六千余人的“戚家军”，又奉命进入福建前沿，转战千里，连打胜仗，至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戚继光率师再下广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残倭。至此，明代中晚期猖獗了二十年的沿海倭患，基本得以平定。这个颇令人欣慰的结局除部队本身的战斗力外，作为主帅戚继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战略和组织才能，更是决定战斗胜利不可缺少的因素。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戚继光调任蓟州总兵，总管全区部队的指挥调度之权。蓟州为华北重镇，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这里的情况同南方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遇到干旱，蒙古的骑兵部队就会按照他们的成例掠夺中原财产。他们的军事特点在于流动性和迅猛的冲击力量，如同山洪倾泻而下，势不可挡。戚继光的到来，正是为迎击这一股股强悍的敌军而充当帝国屏障的。

　　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出任内阁大学士，作为一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早在他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这一点，从他给穆宗的《陈六事疏》中即可看到。如今东南沿海的倭寇已除，而蓟州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所关注的热点。当戚继光下定决心要改进蓟州军队装备的消息传入内阁后，大明一朝最能决定帝国命运的两个人物，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自此拉开了序幕。

　　有了张居正的支持，蓟州军队就按照戚继光的意志开始了新的旅程。戚继光先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最初为三千人，以后扩充为二万人，以稳住阵势。为使戚继光的改革顺利进行，张居正设法把蓟州辖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处，以免遇事掣肘。在以后的几年中，凡是和戚继光为难的当地文官，也被张居正不露声色地陆续调迁。

　　蓟州军渐为戚继光所控制。训练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朝廷的优厚的财政支持，从而制造、购买了大量的军马、火器及战车。张居正的做法，在给予了戚继光支持的同时，也加剧了其他各镇文武官员的嫉恨和猜测。所以张居正死后，反对他的人提出蓟州驻军是他培植私人武装以作政治资本，攻击戚继光是伏在宫门之外的一头猛兽，也就毫不奇怪了。

　　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三年，就使他的军队再度展起江南“戚家军”的雄风。其军纪之严明，战术之精湛，作战之勇猛，为本朝其他军队所未有。正是慑于他的强大力量，北方的蒙古部族才主动放弃了骚扰中原的政策，并立誓不再进犯。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