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假托于圣人，以至杜撰出九鼎随权力的更替而因袭的说法，有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以像九州，成汤迁九鼎于商邑，周武王迁之于洛邑，以至到了战国时多有诸侯称霸问鼎的故事。九鼎成了正宗的不可缺少的传国宝，得天下者必先得九鼎以服群雄。到东周崩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由于连年的战乱，使原存于世的九鼎下落不明，有人说九鼎人于秦，有的说已沉没于彭城附近的泅水之中。当“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初登大位后，他为没有得到镇国之宝—九鼎感到心中不安，于是便借出巡的机会绕道彭城，斋戒祷祠，派出千人进人彭城郊外的徊水中打捞传说中的九鼎，但始终未能得到，只得悻悻而归。到汉武帝时代，有人在山西汾阳发现了铜鼎，拍马溜须的臣僚便以此大作文章，将此事与太昊、黄帝、禹等先祖铸鼎的传说联系起来，竭力劝说汉武帝“请尊宝鼎”、“见于祖称，藏于帝廷”。汉武帝也误认为自己得到了真正的镇国之宝，不但将鼎迎子帝廷，还将年号也改为元鼎元年，以示对这次未赐神鼎的纪念。
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共出土铜鼎17件，在后来的发掘中，又出土了19件，算在一起此墓共出土铜鼎36件，一个古墓竟有36件铜鼎随葬，可见墓主人对鼎是何等崇拜。
继铜鼎、铜勺发现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发现了铜黎、铜链、铜铐炉、铜钥、铜匝、铜镜等青铜器物，为了便于研究，考古人员把西耳室一、二、三层出土的青铜器物统归于一类，分别对制造技术、防腐性能等进行比较和鉴别。后经研究发现，这个室出上的青铜器，除个别器物的形体和东耳室出土的青铜器类似外，大部分则是东耳室未发现的，尤其是在西耳室中部南墙根下出土的一件铜虎节，乃是整个岭南地区惟一的一件重宝。
这件铜虎节出土时，通体裹有丝绢，与银片、染金瑟柄等器物堆放在一起。从外形看，全器铸成一只蹲踞状老虎，器长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其状为目大张，露齿，弓腰，尾上卷成〃8〃字形，姿态生动威猛。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二车徒”字样，另镶有27片弯叶形金箔作虎斑纹，背面无文字，但上贴33片金箔。虎眼、虎耳均以细金片勾勒，头部金箔多达10片。整个器形虽为一扁平铜板制成，但其头与足的各转折位置及脸部皱纹等均用粗线条勾勒，层次分明，纹路清晰。尤其虎的毛斑铸出弯叶形浅凹槽，上贴金箔片，致使虎的周身斑斓生辉，威势大增，其通体在增添了立体感的同时，又透出一股风生树撼的生气和灵性。
关于“节”最早始于何时，史学界尚无定论。在《周礼·掌节》中，有“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的记载。而在《小行人》中，对节的制作原料作了这样的解释：“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族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这个记载渐被后来的考古发掘所认定。1946年9月，有农民在长沙市东郊挖掘出了一件铜龙节，据当时的挖掘者说，这件铜龙节出土于一个小型的土坑墓中，墓室宽1。2米左右，同出的有素面铜镜和双耳陶壶等。铜龙节出于墓室腰部，出土后辗转于古董商人及恶霸之手，建国后此铜龙节收归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长沙东郊发现的铜龙节为长条形，头端较大，尾端小，一端铸有龙头，其余为长方形，正面刻有铭文“王命命传赁”5字，反面有“一栖饮之”4字，正反两面共9字，其中正面的“命”字为重文，通长21厘米、头端宽3厘米、尾端宽1。9厘米，铭文留有明显的刀凿痕迹，应为镌刻无疑。根据《小行人》“泽国用龙节，皆以余为之”的记载，此寺；。t即是以金（古人称铜为金）为之，应属泽国用的龙节。
与长沙出上龙节在字体、时代基本相同的，还有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1957年4月，安徽寿县八公山乡农民李义文、徐世均在九里乡九里纤修复堤坎的工程中，于城东门二里许的丘家花园取土时，发现了“鄂君启金节”4件，与金节同时出土的还有小铁锤、小金块和一些陶片等。经文物部门派人到出土现场勘察，得知当地农民在修复堤坎取土时，掘出了一个墓葬的一角，随葬器物由此显露于世。
那次发现的鄂君启金节，为青铜制成，其形体极像现代文具中的竹制“臂搁”，中间有个竹节，将器面分为两段，呈卜长下短之势。4件金节中，有3件长短宽厚相同，器面竹节的位置上下相等，可以拼合成一个大半圆的竹筒。而另一件稍长，虽然宽度、厚度相同，但与其他3件器面的竹节位置不一致，器的弧度也略有差异，不能拼合于其他3件。两种不同的金节，器面上均镂刻8条绘纹直线，以为错金的直格。错金铭文，字形耀目，笔划娴熟劲秀。相同的3件，铭文每件计9行，每行16字，又重文4字，合文2字，共巧O字；形体特殊的一件，铭文计9行，每行18字，又重文2字，合文1字，共165字，有“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散，夏你之月，乙亥之日，王倪于蔽郧之游宫……”“王命命集尹悲精、栽尹逆……”等句‘，此铭文后经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考证，其中的“集尹、栽尹”应为官名。有学者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依次类推，认为湖南长沙出土的上有铭文“王命命传赁”金节中的“传赁”也应为官名。至于长沙金节铭文中“一梧饮之”的“梧”字，郭沫若先生在考证后“疑是背负的东西，犹今言梢子”。后有学者根据郭沫若先生的推断，将长沙金节铭文中“一焙饮之”4字连起来分析，认为“焙”是盛东西的器具，一桔饮之意即王命专门负责使命者，所到之处都要给以食宿等招待。由此可见金节应是当时的一种特别通行证。
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出土的虎节，其字体与长沙出土的龙节以 及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相同，时代也大体相当。关于鄂君 启节的铸造时代，郭沫若先生考证应“在屈原任楚怀王左徒的时 期”，有的学者将这个年代定为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
似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寿县的鄂君启金节、长沙的龙节。还是 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虎节均为战国楚器，而这些金节属于何王所有 则难以定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各地所有出土的节中，通 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的，仅象岗山’占墓出土的一件，至于这件虎节 从何而来，据考古学家麦英豪根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的武王 赵佗“攻长沙边邑”推断，此虎节极有可能是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 时所获，赵佗死后，虎节传给子孙后代并成为象岗山古墓的随葬 品。当然，除这个推断外，亦不能排除战国时代楚国的势力已逾越 岭南的可能性，但要使这个可能性成为事实，还需要有更多的出 土文物加以证明。
造型独特的恺甲
在西耳室前部南侧的地面上，考古人员在众多散乱的器物中，发现了一件保存较完整的铁恺甲，这副恺甲的发现使考古人员神情一振，特别是社科院考古所来的白荣金更是惊喜异常。因为自1968年满城汉墓发现一副完整的恺甲后，在10余年的考古发掘中，很难有这类器物出土，尤其在岭南地区，铁恺甲的发现更是前所未有的考古盛事。它让今天的人类透过滚滚的历史尘烟，再次窥视到2仪刃年前作为防护兵器的恺甲的真实面貌。
恺甲在兵器学史上属于防护兵器的范畴，它的用途自然是战争中的防卫。
中国古籍（韩非子·难一》中，记述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矛盾故事”。它向人们揭示出，进行战争不仅要有进攻性兵器，还要有防护性兵器，这样才既能消灭敌人，又能保存自己。进攻与防护两类兵器的发展相辅相成，一般前者居先，并促进后者相应发展，但后者进步了，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前者的发展。防护兵器正是与进攻兵器在相互不断促进中，发展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系列。在这个系列中，主要以甲胃、盾、马具装三类为主。
其实，早在铜铁兵器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已经知道利用藤条、木片、兽皮等原料，经过简单加工，制作出早期的防护装具，并开始用于保护人体最重要的头、胸、背等部位了。当历史进人到青铜时代，随着作战方式的变化，制造技术的进步，以及锋利的进攻性青铜兵器的演进，防护装具也随之得到了大踏步的革新和发展。除皮革甲宵外，还出现了青铜铸造的甲胃，这些甲宵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对青铜兵器如戈、矛、剑、链等攻击的防护性能。
历史上的恺甲，又名“介”或“函”，其形类似衣服，用以防护人体的重要部位。据考古资料证明，在青铜兵器盛行的商代，防护装具仍以皮甲为主，青铜甲处于盟生时期。到西周时期，青铜甲开始大量出现。、如近年在陕西陇县发现的西周青铜甲饰，多呈圆泡形，正面弧凸，周沿留有窄边，背面中空，有“十”字形或“一”字形钮：〕出土时，这些铜泡背面短每粘有皮革残存，周边还有漆痕，这说明西周时代是在经过裸漆的皮甲卜面再嵌附铜甲饰的。再如建国前在浚县辛村的西周墓里也曾出土大、中、小各类甲泡11枚，从出土铜泡在墓葬中的位置分析，有的铜泡是缀于甲衣上的，但也有的铜泡是缀于人小腿部位的长靴上，从形制上看，西周的圆泡形铜甲饰不同于陕西固城出土的透顶或尖顶商代铜甲。数量较多的商周青铜甲饰的出土，反映当时的恺甲在军队中的广泛使用。
至于西周时期的青铜甲，在考占发掘中仅在山东胶县西周车马坑出土过一件铜胸甲，这具胸甲宽37厘米，高38厘米，由左、中、右三片合成，铜甲周围有O。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