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也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之商业作更进一步的发展。
其弊端尚不止如此，财政之实施既缺乏强迫性的管制工具，其账目数字错综，
无从标准化，因之随处都有错漏，某种程度的不尽不实，只好任之听之。虽然中央
政府在上端以严格的标准行事，其所加压力因有技术上的困难在，愈至下端只有愈
松懈，在执行上，效率也愈低。这样令人扼腕的种种情形，有如痼疾。
倭寇的侵扰与蒙古犯边
在16世纪的中期，大明帝国的雍容安静气氛被“倭寇”犯境而打破。倭寇在西
方文件中称为“日本之海盗”，他们以波浪式的行动在中国沿海骚扰。按其实，他
们的领袖为中国人，也有中国人参加其队伍。不过在作战方面讲，本地人效用浅。
其进攻的根据地在日本，所有的战法和装具全由日本人供应。严格说来倭寇亦非海
盗，他们从未在海上作战，只是登陆之后包围攻取城市。
明帝国因为组织上的特殊情形，务必保持一种与外间绝缘的状态。倭寇之起与
走私贸易有关，这样的不法活动业已进行一段相当的时期，政府官员既被沾染，地
方上之士绅也杂身其间。中国向无海事法庭，当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参加这贸易的人
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声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态势形成，这些人终为倭寇之
头目。
当这些强人愈无忌惮地上陆修船，并且私出“传票”，指令村民在他们“判案”
的程序中出“庭”作证时，明政府猛然省悟此风不可长。这海上之威权虽说尚在新
生状态，如不及时对付，迟早会向以农立国之朝代挑战。可是问题愈严重化，明政
府愈暴露了本身之弱点。有的卫所早已在历史之中被疏忽遗忘，此时无从动员，临
时募集的士兵则不愿战，也不知战法，更缺乏款项足以供非常状态之开销。因之自
公元1553年开始，倭寇流毒于东南沿海达20年之久。
只是坚持到最后终有想象力丰富之戚继光将之剿平。他凭空创造了一支军队，
从召募、训练、给予补充装备几乎全部从头做起。他的军官由他一手提拔，所以保
持着袍泽间密切的情谊。他的士兵全部由内地农村中招募而来，其选择之重点在于
坚韧性而不在于灵活。他给队伍具有折磨性的操练，他要部队间生死与共，而以连
坐法相胁迫。士兵的饷给只比农业的工资略高，他的武器全在本地制造。从政治的
角度看来，他的戚家军完全符合明朝之农村气息，并无优秀部队之形影。军费之由
来乃自现有各种税收内统添上一种“兵饷”的附加税，所征收限于为倭寇侵扰的地
区，只因为附加率低，收集时尚不发生太大的困难。只是有些县份之内原有税额已
近于最高限度，再经过此番之附加，则所有可以征收的税源至此用罄，以后再想增
税，即无能为力矣。
在北方蒙古酋领俺答（Altan Khan）自1540年间即已从各部落间构成一种力量
庞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国之东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万战
士。自1550年代以来，每到秋天即来犯边，无岁无之，有时甚至逼至北京郊外。所
幸俺答无农业基础，为他眼务的汉人，人数稀少。1570年俺答之孙投奔明军阵内，
中国防区将领乘着这机会与俺答媾和，授之以顺义王的名号，允许他每年互市，又
予以津贴，自此之后，终明代，蒙古人未再为边防之患。简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
侵犯，虽说一时局势紧张，其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国改组。
我们今日看来明朝末季停滞而无生气，可是当时人的观感很可以与我们的不同，
特别是身兼地方上绅士的官僚，他们习于一切维持原状，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之
中，个人生活不是没有令人心悦之地，大凡个人在科举场中得意即有社会上之名望，
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优秀阶级的地位已有了相当的保障。这一时代地产换主
的情形经常有之，反映着社会上的流动性依旧存在。大概一家一户之盛衰与科场之
成败互为表里。此外不论做清官或贪官，只要像我们现代人物一样被逼着至死方休
地求长进，那么只要做了几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虽然不足以过奢侈的生括，至
少也可以舒适地享受清闲了。
明代的文艺
这种种条件构成一个注重内思的宇宙，在散文、诗词和绘画诸方面表现无遗，
在哲理谈论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艺术家极少例外，都属于缙外阶层，这批优闲人物
逃避了世俗间的繁忙，他们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现着他们自己心境上的灵感。明人
所写小说至今犹为人欣赏，其题材有历史与社会背景，又及于色情与幻想，可是最
流通的小说，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统。作者有把握地将人物和事物以极大规模
的结构盘托出来，但通常其组织不脱离对称与均衡，在其衍进之间造成一段大循环。
即使是现实的描写，也被笼罩于一原先具有轮廓的宇宙之内。如果还不算，小说家
又在每章段之间以韵文和故事穿插，表现出作者的智慧，超过日常生活的畴范。这
样看来，这种小说家的艺术可以与日本之石铺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学家王阳明。他将佛家顿悟之说施用于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
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于自然的倾向，被极泛滥地引用，因之也产生了不少的王
学支派，这和王阳明的注重纪律有了很大的区别。
从缙绅官僚阶级的立场上讲，教养在先，富庶在后。学术上之精到，文质上之
选择和举止上的合乎大体超过一切。所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于公元1583年来
到中国时，他赞美这国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学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为人之常情，
尤以暴发户为甚。一个缙绅家庭可能在门前树立几桩旗竿，以表示子弟进学中举以
及捐输为监生的人数，地方上显赫人物也有在轿前摆布着一大堆的随从；修筑花园
和精制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内外更为讲究，这在明末风靡一时；收藏艺术品也成为
风尚，古物尤被珍视，有时一块古砚可以值银30至40两，足为农家全年用度。
经济制度仍难突破
可是所谓资本家在这时代产生的说法并无根据，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
目极少。农业商品化也只有间或一见的例子，并且缺乏继续经营的证据。制造棉布
仍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可以补助家庭的收入，在贫困佃农的户内尤不可少。
虽说这与欧洲同时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 system）有若干相似之处，单
独的有这样的安排却不足以使社会经济改观。总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国经济有突破
的说法，有它基本的弱点在。与当日带服务性质之事业无从展开的情形相较，这种
说法不攻自破。这时候无银行，无发放信用之机构，保险业始终未被提起，相反以
高利贷为主的当铺倒以千计。此时也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庭组织足以提倡现代型的
商业，而促进资本之存积。何况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
先即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本书前面也曾提
及，明政府自15世纪中以来已无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
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
科技的进展经过宋代之最高峰后，明朝缺乏继续之进展。从丝绸之纺织至陶瓷
之焙烤，特殊之机械设计及处理，似乎都端赖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药物学因具
有实际需要之价值，明人在这两方面颇有作为。可是无意于节省劳动力和不注重以
探索知识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既已有了现阶段的成就，
如果继续研钻，似乎不难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数学工具，获悉宇宙内更奥妙的神秘。
在农业方面，明代特别值得提出之处为烟叶、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陆输
入。后面两种农作物因其可以栽种于前未耕耘之山地，对于解决食物问题更具有特
殊之价值。可是在农业技术方面说，明代甚少进展。元代忽必烈所颁发之《农桑辑
要》内中图释之农具，几个世纪之后再无增进，可见得传统的农业技术在相当时间
之前即已达到其最高限度。
然则明朝尽力使中国内部均匀一致则超过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后华北即无异
族逗留的痕迹，华南有了省区之间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广大的地区，也使西
南之少数民族更感到压力。历史上估计中国的人口，总多少带有冒险性。可是中外
学者已有共同的观念，认为公元1600年前后，中国人口巳接近15000万，这是历史上
的最高点。虽说明律不许人民泛海，事实上向东南亚各国移民好像未曾间断。公元
1567年明政府已片面开放福建之月港，当地接近厦门。以后国际贸易相次展开于广
州及澳门似从1578年始。
利玛窦于公元1595年来到南京，1598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纪录。
我们今日看来，可以想见中国在16世纪末叶，颇像一种玉制的装饰品：从美术的角
度看来有它本身之完满，可是在结构的方面看来实为脆弱。因为受着法律和制度的
限制，内部的增进已至极限。用不着说，这样一个国家不容易动员，对外界的压力
亦缺乏抵御的实力。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实际上在利玛窦行经大运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国已经尝试着穷最后之力作一番
振作。这运动是由张居正一手经营，他这时是首席大学士，同时也是朱翊钧（即万
历皇帝）的导师。当万历在公元1572年以9岁登极之日，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