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在苏联受过训练。苏联人很善于打坚城防守。在原时空，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在苏联共产党的指挥下，守了近三年，一直守到整个西班牙内战结束。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保卫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坚城防御战。尧明期望刘伯承为马德里防御找出一条合适的途径，以便将来用于对中国大城市，如北平、天津的防御。
刘伯承来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他得到的部队与粟裕的相比，相差得实在太远了。和粟裕得到的5000精锐之师相比，他得到的是300名老弱病残的德国退役军人组成的“参谋队伍”。阿扎尼亚总统见到自身就有残疾的刘伯承，带着这样一支“残缺”队伍来见时，他忍不住流露出了失望之色。刘伯承则显得非常的坦荡和磊落。
他首先向阿扎尼亚总统转达了尧明对西班牙内战局势的分析。目前西班牙的交战势力有三方，分别为佛朗哥的国民军（反叛军），斯大林的西班牙共产党与英法两国直接出面支持的西班牙人民阵线。
由于英法两国的介入，斯大林挑起帝国主义之间大战的目的已然达到，又失去了支持进一步打下去的经济来源，他肯定会找机会撤出西班牙这个不断花钱的漩涡。即便他不愿意撤出，依芭露丽也会出面劝服西班牙共产党，脱离斯大林的所谓“国际共产主义”。
这场战争的最后胜负，将在人民阵线与佛朗哥独裁政权之间决出。人民阵线的资金来源是已经转移到国外的国库黄金储备。而佛朗哥政权的资金来自于资本家和贵族的捐献。
“人民阵线必须搞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的政治经济改革，才能获得最终胜利。”，刘伯承转达道。“用合理的方式，缓和工人、农民与地主、资本家的矛盾，为双方寻找到相互共存、共同发展经济的环境，在增加我方战争经济的同时，也削弱了地主、资本家对佛朗哥政权的支持。”，刘伯承笑着说道，“这招在中国古代兵法中，叫釜底抽薪之计。”
“西班牙内战，给各个对立的党派一个在战争中融合的机会。战争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凝聚人民的力量。我们在军事指导、战争物资分配、后勤支援上，要倾向于能够为各方认同的中间派，包括中间左派和中间右派。最重要的，是要让中间派领导的军事力量，打出大大小小的胜仗，并借机宣传。当中间派的力量强大了，各方就会重新找到平衡。极端意识冲突的能量降低了，更便于推动政治经济改革，在国际上，也更容易赢得认同。”，刘伯承继续转达道。阿扎尼亚总统一直对西班牙各极端势力的对立，以及党派林立大感头疼。听完刘伯承的转述后，大点其头。
大致转达了尧明关于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分析后，刘伯承就军事策略开始了全面的分析。
“西班牙的地形以山地为主，意大利也是一个山地国家，其武器适合山地作战，军队也擅长山地战。佛朗哥的国民军也很擅长本土的山地作战。”，他说道。“但人民阵线目前主体是民兵，在军事能力上，比佛朗哥的国民军差了一大截。”
“由于海战失利，我们已经很难阻断佛朗哥的运输线。相反，我们还要想方设法，保卫从法国往马德里以及更南方前线的运输线。”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第一期最好的策略，是利用城市的地形优势，在几个主要的大城市，用民兵设防，而不要急于冲出去打。靠坚城防守，消耗敌方的战斗意志，同时锻炼我们的军队。”
“在宣传上，我方一定要引诱敌人，将作战重点转到攻击几个重点城市上。这次佛朗哥在解救阿尔卡扎尔之围上，打了一个漂亮仗。但他这场胜利中，却潜伏了一个失败的因素。那就是他没有主动选择战场，而是选择了我们看重的一个战场。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一点，大肆宣传马德里和其他大城市的战略重要性，引诱他来强攻。”，刘伯承笑道。
阿扎尼亚总统一听，登时大声叫好。他一直在为阿尔卡扎尔之围的失利沮丧，没想到刘伯承的用兵，连败局也可以利用。
“第一期战斗会很艰苦，有些城市可能面临被围困的局面。我们一定要抓紧准备，储备粮食和弹药武器。另外，迅速加强对民兵进行巷战的战术训练。”，说着，刘伯承拿出了几本自著的《巷战手册》《军队纪律手册》《军队训练手册》等带有图解的小册子，请阿扎尼亚总统迅速组织人翻译和印刷，并传播全军。
“同时，我们一定要为第二期战争作准备。要最终解决西班牙的内战，不是死守孤城就可以的。我们要趁机在农村搞土地改革，发动农民，建立出一支善于打山地战的队伍。”
“在第二期战争中。我们将利用我们的山地作战队伍，逐步打破孤城被困的局面，并利用守城侧击的手段，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并逐步转移到更多、更丰富的运动作战方式。靠在山地中灵活运动，形成优势兵力，逐步消灭敌方擅长野战的部队。”
“至于第三阶段，自然是我方的战略反攻阶段。此时我军已经成熟，不仅能打山地战，还能打城市攻坚战，将靠分割包围、围城打援等方式，逐步消灭敌军主力，并收服失地。”
当初刘伯承向尧明介绍这样的三段战略方案的时候，尧明对他的战略眼光大为佩服。在原时空，苏联就是靠类似的方式拖住希特勒，并逐渐改变德国－苏联战局的。在舆论宣传上，斯大林故意希特勒互相唱对台，引诱他的报复心理。希特勒兵力和后勤能力都很有限，打幅员广大的苏联本来就是一个错误。他应该将有限的兵力，机动游走，占据油田和工业区等，打得下来，则占领，打不下来，则破坏战争经济。在打坚城的时候，也不能局限于正面强攻，而要靠“围点打援”这种战争方式，消灭斯大林的增援部队，打击后勤线。然而，基于他在其他地缘狭小的欧洲国家，靠打下对方首都就让对方全面投降的经验，他将兵力用于正面攻打莫斯科等坚城，愚蠢地期望靠高压让斯大林屈服。可以说，在苏联战场上的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完全不同的战场上，照搬以前的胜利经验。
来到马德里的第二天，刘伯承就获得了阿扎尼亚总统的信任，当上了马德里防御的总指挥。同时，阿扎尼亚开始组织新闻媒体，竭尽全力地妖魔化佛朗哥将军。铺天盖地的漫画，各种标语口号，俚语童谣，无不成了挖苦和讽刺佛朗哥的手段。在首都马德里，人民开始了大动员。政府的主体部门悄悄地开始往后方迁徙，组织从农村开始的政治经济改革，培训后备军事力量。刘伯承带来的300名老弱病残，其实都是经验丰富的教官和军事参谋，其中250名随迁徙的政府分配到后方，帮助培训军官和部队。另外50名则留在了马德里，培训马德里的民兵。
为了吸引佛朗哥将军，阿扎尼亚总统和其他一些政府要员，冒着风险留在了马德里。马德里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和物资计划供应。为大战做好准备。
佛朗哥将军开始感到纳闷。前几天，他只需要在阵地上把机枪一架，西班牙共产党以及人民阵线中的一些极端组织就会自己用刺刀和机枪，将大批“武装”了的工人和农民逼到前线来送死。只要再这样打几个来回，马德里将不攻自破。
然而，共和军方这几天的攻防开始变得有章有法。他们冲锋时，队形错落有致。佛朗哥部队的机枪一响，共和军队伍立即就地卧倒，开始相互射击，并用远程的机枪和炮火，压制防御阵地上的火力。打一阵，撤退号一吹，就陆陆续续地，在交替掩护下，撤离战场。整个攻防中，虽然还显得幼稚，比方说，射击不准确，火力压制不到位，撤退时依然慌慌张张，却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军事素质，绝非一味蛮干。
佛朗哥将军的部队毕竟训练有素。“共和军的目标不再是趁我们立足未稳，将我们击溃，而是在练兵！”，他们迅速地识破了刘伯承的意图。
他们的对付方法是反冲锋。在共和军冲击部队撤退的同时，发动冲锋，打乱对方撤退节奏，扩大战果。但共和军此时已经打出了一定信心。他们靠交替保护，远程火力掩护，撤退时埋设地雷等方式，削弱敌方的反冲锋效果。共和军在未学会打胜仗之前，先学会了怎样打败仗。
反冲锋的方法一开始让佛朗哥的国民军小赢了两三次，后来却吃了大亏。他们反冲锋的队伍被有计划地引诱到了刘伯承预设的埋伏区。佛朗哥将军的部队第一次整个连部被消灭。
佛朗哥出动骑兵，试图靠机动迂回，吃掉刘伯承的埋伏部队。刘伯承利用城市街巷进行抵抗，因为局部战力不足，吃了点小亏。刘伯承故意继续小败两三次，终于抓住战机，再次伏击了佛朗哥的迂回部队，这次，佛朗哥的部队损失达到了营级。
佛朗哥的部队突前，后勤线薄弱。但他一直不在意。马德里没有骑兵，若出兵袭击他的后勤线的话，肯定能被他具有优势机动性的部队所包围。然而，刘伯承还是偷袭了他的后勤线，并不声不响地集结了数千人的队伍，伏击他前来救援的骑兵部队，这次战斗中，佛朗哥部队的损失达到了团级。
当时骑兵部队的应用，并不是人们习惯想像的骑马冲锋。而是利用骑兵，将部队快速集结到指定的战区，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刘伯承充分利用山地特征，靠小部队卡住关隘，减缓敌军移动的速度。又靠预设战场，阻击伏击敌军。在比较平坦的地带，则靠一支临时改装出来的装甲部队，打击佛朗哥的骑兵部队。这支部队实际上是将马德里的有一定越野能力的汽车全部征用出来，临时焊上钢板，安装上机枪和迫击炮，带上可以随时捆绑在汽车轮胎上增加摩擦力的铁链，凭空变出来的一支有一定野战能力的装甲部队。
这支装甲部队，是德国参谋筹划出来的。刘伯承手中有了这支部队，将其用得酣畅流利。靠这支部队的突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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