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又谈到写小说上，接前面的话题我说如果能真真实实地把我们现在的处境记下来，确实会是一篇好作品。问题是不能这样写。他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说虚构总不能太脱离现实吧，比方说将清水塘写成一个犯人乐园，谁会相信呢？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相信呢？去年大跃进报纸报一亩地打十二万斤水稻，谁会相信，他们知道没人相信也要这样报。我说这很奇怪。他说也不奇怪，因为这是一种需要，证明大跃进伟大正确的需要。就说我们在这里的劳动改造，黑板报上登的诗歌顺口溜什么的，把犯人的生活和心情描绘得十分美好，一看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可为什么还要一期接一期的出，同样是一种需要，证明中国的劳改政策伟大正确。我说我不会这么写，以后也永远不会这么写。他说可有人这么写。以后也会这么写下去。不信往后看吧，以后离开这里，现在这些写诗歌的人还会继续写文章，还会把这里描写成是一个改造犯人的好场所，犯人认罪自新，管教干部亲切温和，对犯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也是需要？他说是需要。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按照真实去写。我问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他们认为写这种作品对他们会有益处的时候。他们任何时候都想有收获，就像我们农场夏天收麦子，秋天收玉米豆子一样。我说他们是亲历者，他们叙说的事情人们会相信的。他说这就需要另有一些亲历者告诉世人真相。我问你会吗？他沉吟一下，说我没有这个勇气。我问以后呢？他问以后是指可以披露真相的时候？我说是。他想了想说那我也不会写。我有些惊讶，问为什么，他说在最应该写的时候而没有勇气，当不再需要勇气的时候再充当英雄，这算怎么回事？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亲历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真正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损伤，精神中失去了高贵与骄傲。没有这两种东西成不了好作家。这种损伤是无法修补的。说这话的时候李戍孟脸上现出无尽的沮丧。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又说了些别的，记不清楚了。作为犯人与犯人之间的深谈，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之一。我和李戍孟能这么掏心窝子说话是因为我们彼此信任。而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这种信任便愈来愈稀薄了……
9月14日：再次见到邹副场长。这次见面又加固了先前的好印象：邹场长是个好领导。
——晚饭后郝管教通知要我去场部找一下邹场长，这时周围的犯人不约而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大家已经知道我与邹场长有一点老关系，与一个堂堂场长这关系可是非同小可的。而只有我才清楚我们是哪样一种“老关系”，至今我还想着在清水塘边发生的事，有身份有地位的邹在众多犯人跟前光着身子晒太阳，怎么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说给人家听别人也不会相信。由此我还常想起那个著名的《皇帝的新衣》童话，同样是光着身子，但本质是不同的，那个皇帝是以为自己穿了衣裳，因此才堂而皇之的招摇过市，而邹一伙人清楚自己是一丝不挂，这气度（如果不说无耻）确是非凡的。“老熟人”在塘边邂逅又分手，我相信事情并没了结，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果然又把我单独召了去。夏日天长，来到邹的办公室时天还大亮着，他见了我很客气，脸上挂着笑，让我坐，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馒头和一盘黄豆芽炒肉丝，让我吃。看着白生生的馒头和香气扑鼻的菜肴我口水直往下咽，嘴里却说邹场长我吃过了。他笑了一下，说知道犯人灶开过饭了，可你吃饱了吗？我没吱声，因为说饱和不饱都不合适。他催促说吃了吧，吃了咱俩叙叙旧。我心想不管怎么吃了再说，死囚上刑场前还大吃一顿呢，何况笑嘻嘻的邹也杀不了我。我就开吃了。用不着形容吃这个“小灶”美妙感觉也是可想而知的。他看着我吃，又给我倒一杯水，完全像尽心尽意接待一个远道而来的老朋友那样，也看不出是在装模作样。等我把这份美味吃光，他朝门口吆了一声，就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公务员。他说去洗几条黄瓜拿来。小公务员答应着将碗筷取走。邹还是和蔼地看着我，用半认真半玩笑的口吻说周大学我还欠你个人情呢。我看看他，摇了摇头。他从口袋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说不吸。他说到这儿还不抽？我说不。他点上自己吸了。说在这地场干部和犯人都挺闷的，吸支烟解解闷也未尝不可。说到这儿小公务员端着一盆黄瓜进屋，放在桌上问句场长还有事吗？邹说出去吧，有事再叫你。邹接着上面的话题说道：周大学我真的欠你一个人情的，你记得我刚进去那天，当然那时谁都不知我是个假犯人，那个叫曹欣外号曹大头的玩意儿想给我这个新犯来个下马威，叫我替他抓抓裤裆里的虱子，我不干，他就朝我扬起了拳头，你把他拦住让我免挨一顿揍。你想起这码事了吗？我说想起来了。他说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我说不值得一提的。他说可不能这么说，救人于危难之时呀。又问你刚进那地方也有人要“修理”你吗？我说有的。他问有没有人替你解围？我说有的。他问谁？我说崔老。他哑口不言了，并抬头看看我。我一下子意识到出言有错，不该在他面前提起崔老的，那是条人命。还有小咬。可话已经说出口，想收也收不回来。一时又想不出补救的话来，只能沉默着。过会儿他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使劲搓灭。说崔老是条汉子啊，有能力，只可惜是个国民党，要是一开始投身革命队伍，命运就完全改观了。我没吱声。他接着说他是有血债的，训练特务杀害革命者，血债累累哩。死有余辜啊。我还不吱声。我又能说什么呢？他指指黄瓜说你吃吧。为缓和一下气氛我拿起一条吃起来，他也拿起一条吃。边吃边问我家里情况怎么样？我说还可以。他问来人探视过吗？我说到这儿还没有。他问到农场后没有一个人来探望？我说有一位同学来过。他说在草庙子时我听说你有个未婚妻，是她吗？我说不是她。他问为什么她不来？和你一刀两断了？我说不是。他好像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接着说保持关系不来看你，也太薄情寡义了。我知道只能如实说了。就把冯俐的情况简单扼要地告诉了他。他听后现出颇惊讶的神情，说倒是个烈性女子呀，又何苦这样呢？也是太天真了。我知道他说的太天真指的是什么。我说她确实好钻牛角尖。又说我不能看着她往深渊里滑，就向场领导提出去做做她的思想工作，但领导没批准。他把吃剩的黄瓜把丢在地上，也像搓烟头那样用脚搓了。他说什么事都得有机会，要是我来后你提出这个要求，我会帮你办的。停停又问知道她离开帽儿山农场后到哪儿了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个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我说谢谢你了邹场长。后来邹又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毕竟共过患难嘛，尽管他这话说的界限含混，但我还是连连称是。
9月15日：晚上梦见竹川，一块锄玉米。我见他情绪很高，满脸喜色，问他遇上什么好事。他说是好事，管教已经通知给减了刑，不久就要出狱回家了。我有些奇怪，问为什么会给减刑，因为是班长吗？他说与当班长无关，只因表现得好。又说希望我像他一样好好表现，也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家。我受到鼓舞，说表现好就能减刑回家谁能不好好表现呢？醒了方知是梦。
——上述梦境是完全真实的，因记忆清楚又不犯忌，所以如实照记。光棍做梦娶媳妇，囚犯做梦释放回家，看来符合“梦是愿望之达成”原理。白天满脑子“表现”、“减刑”、“释放”、“回家”之类的念头转悠，夜里就梦想成真了。记这种梦有什么意义呢？就像画饼充饥一样。我记下这个梦是因为由此我联想到竹川逃跑后的一些情况（竹川跑回家后的情况是从他儿子口中知道的），我发现梦想与现实竟然在竹川身上完全融合为一体，很奇异，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篇小说，就生出写一篇小说的念头。客观地说，如果没有李戍孟的榜样在我也不会凭空生出这念头的，我想既然管教默许他写，那我也没问题，前有车后有辙嘛。我想通过写这篇小说缅怀好友竹川，同时也排解一下内心的苦闷，自从得知冯俐判刑又去向不明，心情一直压抑着，有时候觉得精神快要崩溃。写小说也算是一种精神转移。当然我也清楚，写这种作品是犯忌的，而我又领会李戍孟那天所说：如果今天没有勇气面对现实那么以后便无颜面对历史了。他说得极透彻的。像一个哲人。我觉得要写就现在写，可以找到一种写法，既真实又不犯忌，可能吗？我觉得有可能，尽管那时对这种可能性的状态尚不清楚……
9月20日：吴启都病情加重，小建国倾尽全力为他提供营养。真是一个孝顺孩子。
——吴启都一家可以说陷入四面楚歌。吴本人的病情加重，医务室仍然不肯收留。也不见给他吃什么药。每天昏睡的时间多，似乎进入垂危状态。小建国由于天气渐凉，已不能经常下塘捉鸭子取蛋了，为继续给他爹提供营养，自做了弹弓射鸟，到河里抓鱼虾，捅马蜂窝取蜂蜜（有一次被马蜂蜇得满脸红包）。整天东奔西窜，腿一瘸一瘸地走路，看了让人心怜。齐韵琴的心情有点难以说清，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佟管教，从一开始大家便分析出佟可能对齐居心不良，他一反常态，不仅允许齐每周三次来管区探视，而且还将接待室作为齐落脚的地方。这种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的行为与大家心目中的佟相去甚远，一直认为其中有“诈”。通常是逻辑如果正确，而认证逻辑的事实便会接踵而至。果然，佟的“诈”不久便显露出来，有人发现他在午饭后偷偷溜进接待室里，呆一阵子又鬼鬼祟祟地出来。至于在里面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