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来的人必须按这里的条文行事，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一样。可冯俐不懂这一点，或者说不是不懂，是不愿意按这个去做。她对管教说她的案子是错的，她没有罪。管教说你的案子不是劳教农场判的，只要到了这里就是犯人，犯人就得在这里好好改造自己。农场不管你的案子只管你的改造。不能说管教说的不在理，赶猪的和杀猪的各司其职。冯俐也认可了这个道理，说她可以按照农场的要求去做，无论是劳动还是改造。但在这之前必须对她的一个问题进行澄清。管教问澄清什么问题。她就把K大中文系党总支以她的名义骗取《大地》稿件作为罪证的事实说了。管教说这是学校党组织的做法，对与不对劳改单位没有义务澄清。管教这么说也同样无可厚非，如果冯俐明智，应到此为止。可不是这样，她钻了牛角尖。向管教反复陈述她自认为正确无误的道理。她说她并不要求农场当局复审她的案子，她知道这办不到。她只要求农场领导对这件事表明自己的态度，哪怕仅仅从道德角度有一个说法。管教说这不可以，党组织与党组织之间应保持一致。冯俐问也包括对这个道德问题的一致？管教说你可以这么理解。冯俐又问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放到你的头上，你们也同样会这么做？管教说是的。冯俐说我明白了。管教问你明白了什么？冯俐说我明白我们之间已无话可说。当时管教对她的话只做一般性理解，没料到从此以后冯俐再不与她搭一句腔。哪怕是向她发出指令，她也是装聋作哑。一个犯人敢如此与管教对抗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就关她的禁闭。关完了她还是老样子，就再关。找另外的管教和她谈话，她说要谈可以，前提是必须对那个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进行澄清。她说她也不要求公开澄清，只要当着她个人的面表明一下态度就成。她说还可以为管教的态度保密。如能这样，今后她就照农场的要求去做。事实上任何人都能看出冯俐的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幼稚可笑的。没有哪一个管教会“牺牲”原则与她妥协。况且管教与犯人之间压根儿就不存在妥协这一说。一段时间里冯俐基本上是在小号里度过。偶尔在小号之外也不积极劳动，不认真改造。她沉默不语，完全以一个“自由人”的姿态行事，想干就干想歇就歇。这种我行我素的“大小姐做派”实际上就是破罐子破摔。其结果自然是到摔碎为止。听了李德志所说冯俐的现状，一股冷汗从我的脊背上流了下来，我骇怕极了，也担心极了。这就是冯俐。我太了解冯俐了，她的性格是绵里藏针，柔弱其外，锋利其内。而更要命的是不思变通的认死理。须知“瓦罐井上破”，小腿怎能扭过大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全部的信念集中为一点：赶紧拯救冯俐，拯救冯俐……这是当务之急……
元月31日：今天过小年。休息一天。改善生活。
——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得知冯俐处于危急之中就是。别的都不在话下了，什么过节，什么吃炖猪肉和白面饽饽，什么他妈的高干捣蛋和什么他妈的“联合阵线”，这些统统丢到脑后去了。埋怨冯俐是无济于事的，说她失去理智也好，说她不自量力拿着鸡蛋碰石头也好，都没半点用处。关键是赶紧制止，对她这种“自杀性行为”进行制止，让她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让她悬崖勒马。最直接的方法是能够见她一面，当面向她陈说利害。只是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办到。我没有探视她的自由，一定要见，只有不顾一切，冒“格杀勿论”的危险撞进“东宫”。细想想这样做也正如冯俐的所作所为不足取。我又想到给她写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信里。但存在着一个传递问题。正常邮寄要交管教检查，这样的信很难写，要写也是“一定要好好改造一定要遵守场规一定要服从管教”这一套。这一套在劳改农场是老和尚念经不新鲜，对任何人都没用处。那就请人把信带给她。我首先想到吴启都。我私下找了他，问他老婆什么时候再来清水塘探视。吴启都说本来今天要来的，可不知为何没来，正担心着。我说来了请她给冯俐带封信。吴启都说你得提前把信给我，探视之前带在身上，否则来不及。我说我立马就写。按说这一天的大事记应落一笔“今天给冯俐写信”，没写自是因为怕犯忌。
2月3日：今天继续打井。我再次听到从帽儿山方向传来的歌声。高冲关心我的改造。
——元旦后不久二大队打的几口井陆续竣工，水很旺，水质也很好。正要选新址另打却停了下来。原因是其他中队要求进行轮换，修渠艰苦且不见成效，也想打井。场部考虑到二大队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轮换使熟手都变成了生手，非明智之举，于是决定仍各干各的。二中队的人高兴得很。我的高兴比其他人更多几分，因为新址的战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离冯俐所在的妇女队近了许多。白白的帽儿山比先前大了许多，胖胖的（形容山胖一定是受了韩复渠那两句描绘雪落在狗身上而使原貌改观的诗的启发：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同时肿胖的还有“东宫”。我问高冲到“东宫”有多少距离，高冲眯着眼向前望望说二里多路吧。我说有这么近吗？高冲说是的。看我一直向“东宫”凝望，高冲朝我挤挤眼说是不是对“东宫”里头的妃子们动了心思？可别异想天开啊，妃子只有皇帝老儿才动得。我的眼前一下子模糊起来，天地间“肿”在了一起。这瞬间我耳畔又响起那首“西波涅”优美感伤的旋律，断断续续，若隐若现。为了证实我问高冲可否听见有什么声音，他说除了风声什么也没听见。我又问若有人在山半坡唱歌这里能不能听见，他说听见不成问题。一定是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引起他的注意，他说老周你今天是怎么啦？这时只听新来的黄管教一声吼：你俩在那儿搞什么小动作？！你真得承认黄管教眼尖，我和高冲说话的时候并没停下干活，所谓的“小动作”不过是嘴唇的翕动而已，却也没逃过他的眼睛。我们一度为黄管教来替代佟管教而庆幸（佟管教元旦前打猎摔坏了腿，从场部宣传处抽来黄暂时顶替），以为任何一个新来的管教都会比佟管教好。事实就像我们老家的一句不雅的俗语：爷俩比鸡巴，一个繲样。我们庆幸得有些早。
2月4日：气温骤然下降，许多人出现冻伤。我的冻处在左耳。
——早晨离开营区时并没觉出怎么冷，走到半途就觉出有些不对头，手、脸、耳朵等身体暴露的部位像有把刀子在割，再过一会刀子就伸进衣服里面了。这时候就意识到今天的不同寻常，如早知道这样，临出门就会多穿衣裳。关于犯人的家当尽管口头溜说的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可衣裳总还是有几件的，只不过平常舍不得拿出来穿罢了，现在后悔也晚了。为了抵抗寒冷，到工地后大家便拼命干活，新井已挖进两米多深了，里面像个暖房。可每次只能下去两个人，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竹川班长是东北人，抗冻，也有防冻的经验，他说人身上最抗冻的地方是脸，脸不要管它（有人打趣说这叫不要脸），要管好的是手和脚。比较起来，脚的防冻好解决，人动防冻。从井里挖出来的生土要运到远处的一个沟边上，抬土的人来回一溜小跑，一幅人人积极劳动改造的景象。脚跑暖和了，可手是闲着的，就冻伤了。也有人冻了耳朵，像我。
2月5日：今天是过年放假的头一天，立刻有了节日的气氛。清理公共与个人卫生。我又被派了公差，去伙房杀猪。
——遵照队部的要求，早饭后全体出动清扫营区，之后回各班打扫监舍，再之后是清理个人卫生。我正在洗衣裳时黄管教进门，所有人都放下手里的活立正站好。黄管教说句周文祥到伙房出公差。其他人听到管教的指示与自己无关，又干起手头的活，我还站着。这当儿黄管教才看见了我，说句别愣着赶快去。我问到伙房去做啥。黄管教说杀猪。一听杀猪我的头嗡地一声响，心也疼起来，脚怎么也迈不动了。黄管教见状吼句周文祥你耳朵有毛病吗？！我嗫嚅地说我不会杀猪。黄管教说没有会不会的问题，也不叫你捅刀子，把把猪腿而已。黄管教是农场的秀才，常在黑板报上刊登诗歌散文，说话也文绉绉的。这时班长竹川出来为我解围，对黄管教说周文祥干这个不行，上回牛腿都没把住，溅了别人一身血，换个人吧。没等黄管教表态高冲自告奋勇说我去，别说把猪腿，捅刀子也没问题。黄管教摇头说不行，这是于队长点了名的，说再给周文祥一次锻炼的机会。我一听这话就死心塌地了，知道这杀猪的公差已无法逃脱。去伙房的路上心里依然充斥着畏惧，也很疑惑，日理万机的于队长怎么一到杀牲的时候就想起了我？我是上回杀牛表现不好，可难道劳改条例还包括把人锻炼成屠夫这一项吗？为“锻炼”自己的勇气我开始让自己恨猪，将猪视为凶神恶煞视为无耻小人，在心里一条一条罗列它当杀不当留的理据。另外也嘲弄挖苦自己：你他妈周文祥早就是“非人”一类了，还有什么资格信守温情主义那一套？这里不是大学校园，是劳改监狱，要想活着从这里出去就得把心像炼铁那样炼硬。我又从理性上告诫自己：从本质上说人人都须改变自己，事实上也都在改变着自己，不同的只在于归处，有人归于善（如牧师教徒），有人归于恶（如犯人及管犯人的人），就这么在去往屠场的路上我一边膨胀着对猪的愤恨，一边告诫着自己无所畏惧地将破烂躯壳里的人性改换成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过年宰猪是我的一次“凤凰涅磐”……
2月6日：冯俐？！
——昨天吴启都的妻子来探视，把我写给冯俐的信带走了。说当天就会交到冯俐的手里。我在信里要求她以我未婚妻的名义来清水塘探视，我说我有要紧的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