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中，虽然所有的叙事都是通过强迫性的回忆来获得拓展，都是通过主人公在对抗遗忘的过程中再现出荒诞绝伦的生存经历，但在整部小说的四个部分中，每个部分的叙事角度和叙事手段都各不相同。第一部分以审讯方式，强制性地让人物进入“有罪过程”的回忆；第二部分则以背反式的日记打开人物的个人记忆，让他复述日记背后的另一种历史真相；第三部分则回到正常的历史复述中，让人物以现实身分进入顺时性的时空回忆；第四部分又变为人物有限视角的历史追述。而且，这四种不同的叙述不仅表明了人物所处的四种不同场景，以及反右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历史过程，还潜示着那些右派分子从小心翼翼的自我保护到进行各种徒劳的生存挣扎再到一步步走向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绝境这一人性溃灭的惨烈过程。同时，小说中还掺入了大量的隐喻性话语（如毒蛇等），以及幻觉、潜意识状态甚至夸张、变形的描写。《泥鳅》以国瑞的审判案卷为总纲，首先从“罪不容赦”的死刑高度将小说定位在悲剧性的基调上，然后让叙事顺着案卷中的所谓“犯罪交待”，不断地引出以国瑞为代表的一批乡村打工者在现代都市中的尴尬遭遇，从而以一种历时性的补充方式勾勒出整部小说的陷阱式结构形态。《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通过几个乡村人物各自的转述，既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于先刚的自杀行为，又将于的这种悲剧行为共同指向当下乡村社会的内部体制，尤其是那种极度脆弱的干群关系。《为国瑞兄弟善后》故意撇开国瑞生前的“犯罪过程”，而以国祥在国瑞死后向亲戚还钱的方式，既引出了国瑞不幸的命运，又道出了乡村社会中极为暧昧的人伦关系。《回家》则将父亲的政治劫难完全推到故事的背后，只着眼于父亲回家一夜的生存片断，从中撕开历史沉暗的帷幕。《凶手》在叙事表层只讲述一个奇特的现象——村民们仿照胡村长的形象堆砌了一个个用来恫吓野兽的雪人，结果却一次次被人砍掉了头颅，而那位以砍雪人头颅来泄私愤的“凶手”却在叙述中始终处于缺席状态，这无疑隐喻了民间百姓对基层社会中权力意志畏惧与愤怒的双重情绪。《爷爷和隆》、《幸存者拾米》、《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等作品则以人与畜的相互依赖和紧密沟通，强烈地返照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冲突，其中既有权力话语的粗暴干预，又有利益驱动下的人性失衡。
在这种写实性的还原过程中，尤凤伟还不时地汲取了民间话语中特有的传奇成分，不断地通过一些传奇性情节来改变故事的走向，增强叙事的内在张力，从而使故事洋溢着某种神秘的审美情趣。如《石门夜话》中的土匪头子二爷为了让一个抢来的女子自愿地同他上床，竟然放弃土匪惯用的暴力手段，以匪夷所思的“文攻”方式，连续三个晚上为她讲述着自己的“人生哲理”和风流故事，并成功地将她引上床来。这种“攻心”法则显然超越了人们对土匪的定势思维，而使小说赋予了传奇性质。《石门呓语》、《石门绝唱》中的土匪二爷与女人之间玄秘的情感经历，几乎是“美人勇救情郎”的传奇式改造。在《生存》中，为了两个并不重要的敌军俘虏，以赵武为首的全村人不但忍饥挨饿，提心吊胆，最后还搭进了数十条人命。《诺言》中的解放军与还乡团之间所进行的各种较量，同样也是诡异多端、神秘莫测。《远去的二姑》和《姥爷是个好鞋匠》更是让人物以瞬间的抉择来展示出平庸生命中所蕴藉的巨大的不朽与辉煌，尤其是那位一生都生活在屈辱中、永远也直不起身体的驮背姥爷，在悲壮的死亡中却将自己的身子挺得比任何时候都直。《生命通道》中的日军军医高田与中国医生苏原联手，在道义与良知的感召下，用自己的智慧和医术发明了一种“生命通道”，在日军的枪口下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爷爷和隆》、《幸存者拾米》、《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则通过人与牲畜的频频交流以及牲畜对人性的通晓来演绎人的悲悯境遇。《黑天气传略》中的黑天气身材高大无比，智力却平庸异常，他那跌宕起伏的一生，完全就是一种民间传奇的现代翻版。值得注意的是，尤凤伟所动用的这些传奇因素，并不只是为了增强叙事的吸引力，而是为了有效地突破庸常生活的假象，道出他们的人性本质和内心的巨恸，突出小说的悲剧内涵。它不仅体现了作者罕见的想象能力和巧妙的变异手段，还透视出作家对现代叙事技术的谙熟。
然而，“真诚究竟能走多远？”这是尤凤伟面对写实化叙事策略的一种自我诘问，也是他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一种叙事困境。当他以强劲的写实方式，使自己的作品在真实层面上获得了罕见的审美统慑力之后，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还原性的叙事，同样也给尤凤伟带来了某种潜在的制约。这种制约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阻遏了尤凤伟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在叙事上进行多向度探索的激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的叙事才能的全面发挥。事实上，从那些在文本形式上带有突围性质的作品中，我们已看到了尤凤伟相当广阔的叙事才能，也能清楚地判断他对各种现代叙事技术的驾驭潜能，只是因为“真实”的需要，因为作家对“真实话语”的绝对信赖，以及对民间话语形态的过度依恋，才使他自觉地规避了某些有可能阻碍读者欣赏习惯的现代叙事手法。其实，这也体现了尤凤伟在创作理念上的某种误区，或者说审美理想上的某种偏执。卡夫卡、乔尹斯、福克纳……无数具有经典意义的现代作家，同样也以他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新叙事方式，展示了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艺术理念的局限，还导致了尤凤伟的不少小说很难具备更为深邃的审美内蕴，尤其是在文本形式上，丧失了多元化的隐喻功能和较为广阔的解读空间。除了像《幸存者拾米》、《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爷爷和隆》等小说带有某种寓言倾向之外，尤凤伟的小说在审美意旨上大多都具有明确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判断，很少有作品能让人从不同角度解读出不同的审美意味，更难以从文本形式上品味出丰富多样的审美信息。
二是阻遏了创作主体内在灵性的超验性发挥，影响了他的叙事话语向更为灵动的审美境界延伸。虽然尤凤伟也不断地动用一些民间传奇来改变叙事对经验和常识的纯粹依赖，但就作家艺术智性的自由升发而言，显然还承受着写实化审美原则的强力制约。所以，尤凤伟的叙事总是显得异常的凝重，质朴，饱满，很少有诗性的空灵成分。他总是通过“以重击重”的叙事方式，在正面碰撞中直接展示平民生活的沉重与悲怆，而不是借助“以轻击重”的方式，在饱含智性的话语中轻轻撕开人物内心的疼痛。我一直觉得，灵性的话语应该是现代小说必备的气质之一，它虽然会使叙事呈现出某些超常规的景象，但是，它却能让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内部细节变得熠熠生辉，并带动整个小说向广袤的诗意空间飞翔，使那些沉重、悲怆的精神意蕴拥有某种特殊的审美质感，变得更加亮丽而丰沛。这种叙事话语，犹如卡尔维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尖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像磁场中的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但是，这种极度轻盈的话语，却能以飞翔的姿态慢慢地呈现出深邃而凝重的思想内涵，犹如海明威所说的“冰山原理”那样。而这，在尤凤伟的小说中显然没有更多的体现，这使他的作品总是凝重有余而轻逸不足，情节铺排极满，而空灵背后的简约之力相当匮乏。
3。人性的复苏与挣扎
如果从叙事内容上看，尤凤伟的小说基本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民间生活的一些重要历史过程，完全可视为一部潜在的民间生活绵延史。但是，尤凤伟的目的显然并非仅仅为了强调这种创作的历史品性，而是希望在这种相对完整的历史脉络观照下，全面审视普通百姓在不同历史境域中的生存状态及其内在的精神秉赋。尤凤伟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迅速穿透任何厚重的历史幕墙，将一切历史和社会的悲剧性冲突精妙地融铸在人物的个性与命运之中，并以人性内在的尖锐疼痛来演绎深广的社会背景。
所以，在尤凤伟的小说中，很多人物的苦难与不幸都超出了纯粹的个体生命自身的局限，他们的劫难、无助乃至死亡，都穿越了自身精神和肉体上的缺陷，呈现出许多惊人的韧性品质与深厚的历史文化指向。譬如《远去的二姑》中的二姑，面对的就是一种民族道义与女性尊严的两难选择，她以个人的贞操换取了道义上的荣耀，却又因此而毁灭了自我生存的尊严和勇气，所以她只好以自杀完成自己一生的救赎。《姥爷是个好鞋匠》中的姥爷，虽然因身体的残疾而一直生活在悲苦与屈辱之中，但他内心的是非道义并没泯灭，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了日寇一次惨痛的打击，从而以生命作为赌注，将自己还原成一个精神上高大无比的完美英雄。《五月乡战》中的高家父子始终处在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之中，但在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却以自身的生命共同完成了另一种民间生命的辉煌史。《诺言》中的李朵以亲情乃至自身的生命作为赌注，实践着自己对易远见的承诺。虽然历史冲出了易远见的预设轨道而最终背叛了他的诺言，但李朵的死在易远见的内心依然竖起了一道人格的丰碑。《生存》里的村长赵武和《生命通道》中的苏原虽然没有死得那么辉煌，甚至还有些不明不白，但是他们同样以种种绝望式的挣扎，表达了一个普通百姓异乎寻常的信念之力，在不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