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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示顾维钧，面子已经没有了，里子多一点儿，是一点儿。所以，对于日置益提出的500万日元的赔偿，顾维钧借口是中国赔偿，应当使用中国的货币，当然，500这个数字不错，就不用改了。生生把赔款改成了300万日元——顾维钧如果去菜市场砍价，一定是把好手。
这段日子里，我与日置益初步达成协议，秘密约定：如果军政府能够统治中国，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结为同盟；同时，我将给予日本贸易最惠国的待遇。
这东西，只是个意向，没有具体的条件，双方默契于心，约定到时候详谈。
几天后，日置益前来与我告辞。我再次请他喝茶，这次是武夷大红袍。我诚挚的对日置益的安全，表示了关心。日置益看了看我诚挚的表情，笑着感谢了我的关心。当然，日置益的笑容有点儿苦涩。
《中日青岛和约》的详细内容，传回日本国内以后。日置益在日本国内就出了名了，可以说，家喻户晓了，无数的人声称要“讨灭国贼”。所以，日置益签约后，短期内，是不准备回国了。此次离开安庆，日置益会到北京去，接替小幡，与袁世凯谈判。我私下揣测，如果日置益不能狠宰袁世凯一刀，后果勘忧呀。袁世凯恐怕要提前签署《二十一条》了。
在我的预计之中，《青岛和约》签署后，我将受到非常大的舆论压力。然而，《青岛和约》在议会内没有任何阻力，一次就通过了；社会舆论，也对我出乎意料的宽容。《安庆日报》就不说了，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然不会对我过于严厉。就是《申报》、《安徽时报》，对我也没有意料之中的批评。反而，觉得我干的不错，《青岛和约》是个基本公平的条约。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过味来。现在的中国，被人欺负数十年，早就没有了泱泱大国的架子。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是很低的，所以，我签了一个在后世，足以称之为卖国条约的东西，时人却觉得，我干的不错。只有我却对此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于是，不和谐的声音也就愈发刺耳了。批评的声音始终是存在的，北京、广州，以及安庆本地，都有。只是，在联省范围内，并不是舆论的主流。在北京，大肆批评的声音，只持续了不长时间——日本提前完成了《二十一条》，目前正逼着袁世凯签约。可以预计，这份条约，要比《青岛和约》严厉许多许多，袁世凯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安庆彬彬有礼，很有涵养的日置益，却在北京厚颜无耻的对中方谈判代表陆成祥说：“目前的世界危机，将迫使我国采取影响深远的行动。当一个珠宝店着了大火的时候，要住在珠宝店附近的人，不去拿几个珠宝，是办不到的。”
只有广州的批判之声不绝，大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找死，还没有接受教训，看我怎么玩死你。
1914年8、9月间，孙小山接受了田中义一的大笔款项，在广东组织了护国军，准备北伐。其时，国防军正与日军对峙青岛。所以，国民革命党内部也有分歧，广东都督陈炯明坚决不同意。因为这种种原因，北伐并没有成行——我以为，“中日之间，最终没有开战，国防军分毫未损”，也是重要原因。
1915年年初，联省议会组织了特别法庭，根据此事，要求孙出庭受审。在孙拒绝出庭，并拒绝派辩护人为之辩护的情况下，特别法庭缺席判决孙叛国罪名成立。联省据此，要求广东政府交出孙。孙被迫出走香港，辗转前往日本——我总觉得孙与日本有勾结。
1915年2月，袁世凯在百般挣扎过后，终于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说起来，北京政府袁世凯这两年的境况，可不是很好。二次革命战败后，袁世凯拟定了一个庞大扩军计划。然，北京没钱。北京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各地政府基本就是前清政府的延续；善后大借款到手760万英镑，合8400万袁大头，在二次革命中花的差不多了。历史上，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交通部，也就是铁路。但是，现在重要的铁路，大都掌握在联省手里，联省要从中分润多一半。可以说，北京命脉实操于联省之手，我自然不会让北京有多余的钱款整编军队。尽管我没有向北方进攻的意思，但袁是不会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的。这一年多来，北京政府是靠着关税支持，重新编制武装了12个师、16个混成旅的军队。北洋军编制人数少，一师仅一万二、三，一混成旅六千多，总共不过二十四、五万。然，关税不是控制在我手里，就是控制在英国人手里，洋主子的脸色很难看的。
强迫国会选举自己成为总统后，袁害怕国民党与联省勾结，迅速解散了国民党。只是迫于联省的威胁，袁没有解散国会。但由于国民党议员被免职，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已经陷于瘫痪状态。然而，没过几个月，袁又后悔了，联省与国民党闹翻了。
再后来，日本在青岛没有达成预计目标，便把注意力转向了东北和北京政府。日本用支持称帝来引诱袁世凯，提出了企图独占满蒙的《二十一条》。客观地说，袁世凯此时是极需要外国的支持的，袁世凯也是很想称帝的。但《二十一条》实在太苛刻了。袁试图在外交上做出努力，形势却已经不同了。
1914年年中，日本的财政状况十分糟糕，欧战开始后，贸易中断，更是雪上加霜。这时候，各国的一致要求，是日本政府无法不加以考虑的。然后，国防军的大阅兵，在日本引起了很大轰动。日本对中国的情况是最关心的，中国是它唯一可能的殖民地。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对阅兵和演习进行了跟踪报道。稍后，欧洲庞大的农产品和军用物资需求，使日本的财政状况大有好转。日本政府却限于自身实力不足，不得不与我和谈。而北方的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北洋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远不如国防军，其实力不足以为依靠。而欧洲各国又深陷战争，无力做外交之外的干预。此时此刻，唯一的办法，就是国防军北下。这样的情况，却是袁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
迫不得已，袁世凯就把条约内容泄露给报纸，想借用舆论的力量。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上下是一片反对之声。这时候，日置益又强硬的要求袁世凯，限制反日言论。于是乎，袁世凯不得不限制北方的言论。但东南的言论，是其无法控制的。趁此机会，民主党及青年会都活动起来，大肆宣传，推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实力过于悬殊，注定袁世凯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的。
而且，日本支持其武装，再与孙小山联合，北京重开国会，在道义和实力上，就有机会，有可能，有实力打败南方了——这对袁的吸引力之大，难以言表。所以，袁世凯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一条约。
1915年，3月，北京取消了对孙的通缉，与其在北京相会，并一起通电谴责联省的军阀行径，宣布恢复国民党的地位，重新组织国会。但是，袁、孙二人都错误的估计了国内形势，民众是有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的。联省外战胜利，内部建设也如火如荼，民众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普通民众更重视这样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国内已经有了崇高的声望。而且，国防军的实力雄厚，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局势，不是操纵在北，而是掌握在南。与之相比，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袁多次破坏约法，孙也在中日交战中企图偷袭国防军，现在又支持签署了《二十一条》的袁——我不理解革命者的思想，我总以为国家要比革命更重要，可革命家的想法往往相反——如此种种，极大的损害了两者的声誉。
尤其是《二十一条》，举国上下一致视为奇耻大辱。南方各政治团体都活动起来，开始有组织，有步骤的中断对日贸易。几家银行，一致宣布，对摞丝业提供优惠贷款。当然，这些银行中不包括兴华银行，但兴华银行秘密为几家银行提供了一笔足够的资金。董氏也趁机推出了摞丝机，很简单的东西。中国南方的摞丝业迅速成长，到1917年，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生丝主要供应国。在此过程中，日置益也曾找过我，希望我能干预这种反日的行为，我虽然表示很为难，但为了“中日亲善”，还是答应了。于是，民主党退出了这一活动，活动改由其外围组织青年会操纵^…^。而且，我没有干预中日贸易。哦，也不能这么说，我干预了中日之间的大米贸易，恢复对日本的大米供应。当时的日本经济向工业社会转变，城市的扩大，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得大米供应开始出现紧张。而稻米的主产地就是中国，特别是，安徽农村改革后，各村长积极主动的推广应用了杂交水稻，虽然技术不很成熟，水稻的产量也提高了近一倍。现在，联省已经成为日本大米的重要供应地。所以，尽管我限制其它贸易不力，日置益也还是很满意。
无可避免，南北双方的争执，南方现在是站在了道义的至高点上。而且，国民党议员多数属于宋派，国民党分裂后，加入了国民共和党。此时，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支持《二十一条》的，重建国会的工作进展缓慢。而且，在好不容易组成了国会后，国会第一个提案，就是要求否决《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接受质询，追究政府非法签署卖国条约的责任。
我对《二十一条》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花了三分钟时间，我反省了自己落井下石的行为后，我就通电全国，措辞严厉的批评了北京政府——无论如何，签署这样卖国的条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听说，只是听说呀，袁世凯看到我的通电后，大发雷霆。想必，在袁的眼里，一切都是我惹出来的祸，现在，替我背着黑锅，我居然还落井下石，实在是太无耻了！
然，利用一切手段，打击政敌，本来就是政治人物的本职工作。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