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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时代，阿庭对个人卫生的要求，仍保持一贯的生活习惯。而且他也同样要求大家。所有人每天必须洗澡、换内衣，饭前便后必须洗手，食品、餐桌及用具必须保持清洁。我们剪掉了所有人的辫子，你可以留长发，但你不能扎辫子。我们制作了一套略加修改的中式服装，用靛蓝色斜纹棉哔叽做成的长裤和白色上衣，看起来，干净大方。这些儿独特的设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匹兹堡邮报》的凯瑟琳·伍德沃德称它为“生平见过的最干净的餐馆”，并声称它的饭菜“美味可口、值得一尝”。该餐馆尤其令人满意的是，它充分的考虑了就餐者的需要，实现了分餐，并利用特殊的改刀等技巧，使客人用刀叉即可食用。因为种种原因，美味中餐馆的生意迅速的红火起来。同时，我们没有放松对大家的训练，枪支和子弹早已有之——美国就是这点好。
96年夏天，我与约翰·摩西·勃郎宁达成协议：董氏兄弟投资对J·M·勃郎宁兄弟公司投资十万美元，占60％的股份。阿庭作为公司董事长，马休——勃郎宁的哥哥——作为总经理，财务则聘请了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处理。在接受了我对管理制度和销售的培训后，马休承认，此次合作物超所值。勃郎宁兄弟是摩门教徒（摩门教义含有种族歧视），我本以为会对合作造成影响。但是，美国人的务实精神在勃郎宁兄弟身上占了上风。董氏兄弟投资公司是我新成立的一家公司，我和阿庭各占50％的股份。这是一家皮包公司，固定员工仅有董正庭一名，身兼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公司特聘杰克·史密斯为公司律师，当然，他也是我们的私人律师。自然，公私分明，佣金照付。
为了联络方便，我在家中安装了电话，很古老的机器啦。
同一时间，我偶然的听到《纽约时报》准备拍卖的消息。当时它的发行量已降到9000份，每天亏损1000美元。我立刻疯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在美国拥有一家报纸意味着什么。何况是《纽约时报》这样的全国性报纸。我立刻赶往纽约，委托史密斯，买下《纽约时报》，限额不超过15万美元。史密斯不负所望，以8。1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纽约时报》。
买下是买下了，可如何将它经营好，这是一个问题。虽然，我和阿庭都学习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但那终究是纸上谈兵，何况是一家报社。
但我是谁，我是伟大的推销专家，卡耐基讲师，我能行。可是，我是不会加入美国国籍的，这必然会影响报纸的发展和对报纸的控制。我立即赶回匹兹堡，与阿庭闭门商议了整整一天。决定让阿庭直接接管《纽约时报》，虽然他也是个华人，但最多一两年，就会有机会加入美国国籍。于是，我接管了中餐馆，阿庭去管理《纽约时报》。
阿庭的首要任务，是将报社的员工保留，《纽约时报》排版风格很正规，很有一张大报的模样。史密斯后来跟我说，阿庭将来一定会是大人物。阿庭面对着目瞪口呆的报社员工，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
“各位先生，你们好。请不要这样的看着我，因为我会害羞。我的名字是皮特·董，大家可以叫我董，或者董先生。从今往后，我既是大家的老板，也是各位的同事，我希望能合各位一起将《纽约时报》办好。我很赞同亨利·J·雷蒙德和乔治·琼斯两位先生的主张：‘报业应当有社会责任感’。所以，《纽约时报》仍将是一张严肃的报纸。我们的宗旨是‘真实、公正’。‘真实’是指我门应力求真实，无所畏惧；‘公正’是指不偏不倚，并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
很平实的话，却被阿庭讲的鼓舞人心，让人热血沸腾。这多少也算阿庭的特技了。
接下来，阿庭把报价从3美分降到1美分——报纸从来不是靠卖报本身挣钱，每天亏损1000块和1200块也没什么区别。阿庭在新闻报道上不惜投资，大量增加在当时颇为稀有的国际新闻内容。当编辑抱怨没有版面时，阿庭取消了小说版面，还不够时，他随意地说了句——“那就增加版面”。于是，在亏损的情况下，《纽约时报》扩版增容了。按阿庭也很清楚，名声对一份报纸的影响，时报只需要可靠的新闻报道和社论观点，他把“所有适于刊印的新闻”这句名言登在头版报眼位置。然后，阿庭加强了销售力度，针对自身特点提出了许多宣称口号。
九月，《纽约时报》出版了第一份《周日》，这是一份财经杂志，对每周重要的财经新闻作深入报道——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很多，但不关心自己钱包的人很少。紧接着，又出版了《周六书评艺评》——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在二十一世纪就听说过，照做。
与此同时，阿庭选拔麦森、罗森索等优秀编辑、经营人才，又挖了些儿同行的墙脚。说实在的，阿庭挖的人才，往往是其它报刊所看不上的，当时报界流行的是黄色新闻。反正，我给了阿庭二十万，花光为止
9月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对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专访。阿庭没有改动，也没有拜访李鸿章，一切由记者进行——记者被禁止透露阿庭的身份。
（以上策略均是阿道夫·奥克斯先生接手《纽约时报》后，采用的。）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我在匹兹堡也没有闲着。我把中餐馆的一切操作都制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现代管理是制度的管理，而不是人的管理。我就是在尝试制定一套类似肯得基的管理制度。我定做了大量的漆包弹，准备对大家进行实战训练。当然，在此之前，他们还需要完成匍伏前进、武装越野、攀援等一系列我在电视里看到过的训练。我把他们分成三组，吴猛、陈双成、韩铁，各领一组。学过拳脚，身手最好的刘恢，跟在阿庭身边。刘恢是第三个来的，当时他连病带饿晕倒在路上——这叫路倒，阿庭把他捡回来的。那时，我们还没开始治病，要不也不敢太相信他。说句不客气的话，谁知道，我们收的一百多人里有没有人派过来的。我最信任吴猛，他有个弟弟在国内霍元甲那里，来的又早。陈双成、韩铁就又差一层，韩铁有个妹妹，陈双成干脆就老哥一个。所以，这些天来，我让大家称我为老师——师徒如父子——这很有效。在每天的学习中，我也不断的给他们洗脑——我给他们讲历史讲差距——我们是在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共产主义能让儿子打老子，我让他们为国家奋斗一下，不背叛我，总可以吧。同时，我也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大家——感情牌也很有用。这样一来，我既是严师——学习训练中，又是慈兄——在生活中。我不是假装如此，我是真的怀这样的感情去做——有的人很敏感的。再说，我一向认为感情与利益的结合，会更牢固。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家关系迅速就融洽了。众人对我不再是简单的上下级，而有了一点儿心悦诚服的味道。
虽然，我在匹兹堡一安顿下来，就给霍元甲写了信。然而，我收到回信已经是圣诞节了。不过想到信件要在宽阔的太平洋上飘荡半年多，我也无可奈何。对了，我突然间想起了无线电。不知道无线电，发明了没有，我要通了纽约的电话，把霍元甲来信的事给他说一下，顺便让阿庭查一下无线电的事。
霍元甲很好的执行了保密工作，没有人在路上拦截，他带着众人顺利的回到了家中，有三个孩子XX、XX、XXX，不知是什么原因不见了，遵照我的嘱托，他没有寻找。霍已经在家乡办了个书院，课程有语文、算数、自然、外语、军训等内容。目前的学生主要是从上海带去的那些，家乡的子弟很少。估计过段时间以后，人会慢慢多起来。学院收取的学费很低，免费提供午饭，还有奖学金等，所以每月都要补贴几百两银子。不过，霍元甲那里，现在还有四万多两白银，几年内不虑匮乏。国术体系的事情已经有点儿眉目了，正以这些学子试验中。霍又抱怨说我陷害他，回去一说，就被父亲责备了。国术体系，这么大的事情，岂是他能自己定的？反正他会努力完成任务，但不会保证最终结果。
圣诞节那天，我在匹兹堡的第三家连锁中餐馆开业了。我力求风格统一，菜色、布置、服务、收费，我都力求一致，反正管理制度、操作规程都已经对此有了明确的规定，严格执行就是。我雇佣了许多当地人，主要是年轻女子——美女优先，作为服务生，并对她们进行了培训。自然，培训不是我亲自出马，跟我学习了这么长时间，学生们这点儿事还不费劲。我也根据具体职位，给各人涨了工资。但不管怎样，训练不能停止，这是重中之重。
餐馆开业不久就有人来收保护费，我爽快地给了。可能是我钱给的太痛快了，没几天又来收钱，看到三十几只枪指着他，那白痴的表情，我一想起来，现在还想乐。那时，我们到美国不久，刚用野生动物给他们开了杀戒，正是手辣的时候，就有人找上门来，真是找死。我让人痛打了那几个小子一顿，然后扔了50块作医药费。我明确告诉他们，我不想断人财路，但我也不在意杀几个人。社会多半如此，得寸进尺，这样搞一下，麻烦就少很多。
97年，我们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我去了英国一趟，马可尼得到了英国官方的支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对我提出了极苛刻的条件。算了，挣钱第一。等我有了钱，发明两套无线电，用一套，扔一套。我在墨西哥旅行有半个月，回程时，在旧金山待了几天，就一个感觉——受气。于是，我老老实实的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旁听——尽管我很想去剑桥（美国的），但我无法提供任何有效学历证明——哥伦比亚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