捶胸顿足、嚎陶痛哭的场面。除了小声的抽泣声，多数人都在沉思默祷，默默地为死者送行。与人们肃穆的神情和暗淡的服装相反，德目的墓地是万紫千红、鲜花盛开的。墓地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主要是四季常青的苍松翠柏。在和暖的季节，百花齐放，鲜花既代表了人们对死者的追思，也是对生者的慰藉。每当想起死者，人们会到墓地去扫墓、献花，静静地呆上一会儿，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葬礼举行后，丧家还有一个丧期。虽然近些年对这方面的要求已不那么严格，但作为一名新寡的妇女在丈夫刚死之后就打扮得花枝招展，频繁应酬，难免不招来非议。一般要求新寡的妇女所穿衣服要以素雅的颜色为主，除小型聚会外不要参加舞会、宴会及场面热闹的大型应酬，亲友也要注意不要邀请她参加喜庆的聚会，以一段宁静的生活度过丧期。对增值偶的男子要求不如寡妇严格，但也要求他在一定时期内穿着要规矩些，避免花天酒地的交际。
缔造一个美好的诗歌共和国（一）
捍卫诗人的尊严
只是一眨眼的工夫，“诗人”这两个字，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诗人”这个称谓，就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践踏。有人把它看成了一个字，把“人”字去掉了；有人把它看成了三个字，或四个字，或五个字，心甘情愿地做起了“伪诗人”、“流寇诗人”、“登徒子诗人”……我们有必要先来澄清一下“诗人”这个词。
“‘诗人’这个词的本身对于拉丁人来说便意味着‘先知’——‘vates’。”这是克洛代尔说的；“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这是庞德说的；“诗人是报警的孩子。”这是勒内夏尔说的；“诗人是在一定场合下他自己整个灵魂的发言人。”这是维赛尔说的；“诗人不仅仅是美的代表者，他们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真实的代表者。”这是阿波利奈尔说的；“诗人必须具备狂热、豪放、慷慨的气质，以便在热忱中填加原始的组成部分。”这是马里内蒂说的；“诗人是一个人，但因为是诗人，所以充满了智慧，能力超过一个凡人。他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现角色，在他从事创作的时候，内心里怀着团结和拥抱整个人类的渴求。”这是阿莱桑德雷说的；“诗人，论其本质，他永远都是意义和秩序的捍卫者。”这是J浮文兹说的；“诗人，尤其是勇敢的、有决定性的诗人，往往是位真实的显影师。实质上，他是预言家，是先知，当然，他的预言并非专门指向未来，也许还针对过去，所以是不受时间限制的预言。他是启示者、灯塔、斗士及玄妙地掌握命运之钥的主人。”这是阿莱桑德雷说的；“诗人扮演着探索者、试验者和提问者的中心角色。”这是斯图列阿伦说的；“诗人是巨人，他可以毫不费力地穿过针眼。”这是勒维尔迪说的。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种说法。比如，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诗人是在寺庙门前说话的人”。无论关于诗人的说法究竟有多少个版本，但每一个版本都是在诉说着同一个意思：诗人是一种天职，诗人是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这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人，立体的饱满的人，比一般意义的人更像一个人的人，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禀赋、气质、眼光、胸怀、气度、智慧、修养等等。这样的一些人，因为他们与诗结缘、联姻了，并以诗为信、以诗为业了，我们才把他们称作“诗人”。
是的，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人。如果他连人都不是了，成了虫子，成了畜生，成了野兽了，那他肯定就不可能是一位诗人了。这个“人”字，自然是含着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的黄金成分的。不稀罕这些成分，就是不稀罕做一个真诗人。
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必须具备两点：情怀和思想。当然还有别的，但这两点是重中之重。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情怀和思想的人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要做大诗人，就必须具备大情怀和大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大情怀和大思想，就不可能有大境界和大感动。
当下，凭着一己的情绪在写诗的人，可谓多如牛毛，泛滥成灾。而真正扛起了写作的信念，具备了写作的理念的诗人，可以说是少而又少。而只有这少而又少的一部分人，才是真诗人。无论这样的人到底有多么寂寞，也无论他多么鲜为人知，他都是真诗人。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我佩服那些消失在自己的作品背后的诗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
什么叫情怀和思想，看看里尔克的《给一位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叶芝的《幻象——生命的阐释》，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双重火焰》，米沃什的《我的诗始终都是清醒的》，等等，自然也就明白了。
一句话，民族应该有民族的尊严，生命应该有生命的尊严，诗人也应该有诗人的尊严。一旦丢掉了尊严，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诗人的意识不能出问题
我不能不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诗人的意识。
还是先来弄清楚“意识”这两个字的基本涵义吧：“意识，是人类所独有的高层次的心理活动，是指一个人运用感觉、知觉、思维、记忆等对自身以及自身之外的一切事物的觉知。
一旦取消了这种觉知，一个人自然也就成了植物人。你赞美他也好，辱骂他也好，送给他鲜花也好，啐给他唾液也好……他都会浑然不觉。桌子是没有意识的，电脑也是没有意识的，如果你生气了，把它们给砸烂了，它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更不会起来反抗，有朝一日派它们的灵魂来复仇就更不会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像桌子、电脑这样的人，实在是数不胜数。桌子、电脑尚且不会害人，植物人也不会害人，最害人的就是那些意识出了问题的人了。想想吧，而今我们的诗坛上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人。那些以低为荣、以俗为荣、以脏为荣、以烂为荣的所谓的诗人，不都是意识出了问题么，而且是大问题。这样的一批人，即使你指责他们，锤击他们，羞辱他们，他们也会很高兴的，因为你的行为正好帮了他们，帮了他们出名。他们最看重的，其实就是“出名”这一样了。只要这一样突出了，别的就都是无在紧要的，可有可无的了。
说到了这里，你就应该彻底知道了，一个意识出了问题的人，究竟有多么可怕。他们时而变成苍蝇，时而变成蚊子，时而变成魔鬼，时而变成妖怪……反正都是一些不利于人类的祸害。
疾病意识是有害的，沉睡意识其实也是有害的。该说的时候你坚决不说，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一样，眼看着你眼前的事情在发生，眼看着你眼前的一帮人在做恶，一味地任自己的心灵在沉睡，意识也在沉睡，这实在是，不是一个诗人的做法。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那你就是帮凶的帮凶，就是在助长犯罪。上帝可是一直地在强调，要制止犯罪的。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荣格的“无意识”，以及我们平常所说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生命意识”、“民族意识”、“人类意识”、“忧患意识”、“济世意识”等等，才是一个真诗人的牵挂。
然后，才能谈到像惠勒所说的那样，“在任何一个领域内发现最神奇的东西，然后去研究它。”
诗歌的价值体现
黄金有黄金的价值，白银有白银的价值，生命有生命的价值，诗歌也应该有诗歌的价值。一首诗的好坏，最终，就是由这个“价值”说了算。因此，诺贝尔文学奖的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要看“文学价值”——中国的文学奖不是，中国的文学奖第一要看有没有政治问题，第二要看有没有宗教问题，甚至还要看你的名气如何，关系如何，背景如何。“文学价值”，这最重要的一条，反倒放到最后去了，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但我们依然要强调“文学价值”，为文学负责。因为真正有出息的写作，无论是什么样的写作，都是在为生命写作，为人类写作，从来就不是为了哪一个国家而写作的。即使你写的是一首叫做《西藏》的诗，也不是为了西藏那个地方而写作，说到底还是为了心灵而写作。就比如我写老挝的那本《遍开塔树花》，我就是在为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而写作。
信仰也好，文化也好，生命也好，心灵也好，人类也好，精神也好，净是一些老词，却无不都是一些不朽的词。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它们都不会死。那些热热闹闹的词都死光了，全都死光了，它们也不会死。不仅不会死，还会在完全属于它们自己的空间里越活越精神，就像太阳一样精神。即使有人嘲讽说，太阳你老了，你老了太阳……太阳也懒得去理会。因为太阳和他们之间根本就构不成对话的可能。
关于诗歌的价值，也早就有过许许多多的论述了。
罗伯特邓肯是这样说的：“诗歌吃的是思想、感情、**……来养活自己。”伊丽莎白朱是这样说的：“诗的作用就是证明世界的价值，证明活生生的人类经验的价值，但是诗只存活于自己独具一格的语言中。”瓦雷里是这样说的：“‘诗’这个字有两层含义，就是说，含有两种不同的功用，第一，它表示一种情绪，一种特殊的情绪的状态。这种情绪是因各种不同的事物或境遇所激发的。照这样说，我们可以说，一片风景是含的诗意的，一种生活的情况是含有诗意的，甚至于有时候某一个人也是含有诗意的。但是第二层意义在字义上的引用则较为严格。照这层意义讲起，‘诗’就表示一种艺术，一种非常的技艺。这种艺术的目的是在唤起第一层意义中所说的那种情绪。”圣琼佩斯是这样说的：“现代诗的职能是探索人的奥秘，它忠实于它的职能，着手从事一项关系人类和谐的事业。”詹姆斯迪基是这样说的：“对人的个性价值的信仰几乎从我们的诗中消失了，但我们只能从那里而不是从其他地方找到创作的无穷无尽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