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客人，除了傻笑之外不知如何应对。
厨房里，妈妈煮着冬粉鸭蛋汤要请女孩吃，孩子帮妈妈往灶里添煤，妈妈忽然一掩脸闷声哭了起来，断断续续地跟孩子说：人家是好命的人，咱不要害人家。
孩子说：我知道。
那天黄昏之前，孩子陪女孩下山去搭火车，从此，就没再回来了。
曾经在山路上遇到他们的人说，两个人走得很慢，好像很舍不得把路一下就走完的样子。
女孩回家了。男孩四天後才被人家找到，他在离山路稍远的杂木林里用树藤结束自己十九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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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算是一个故事大纲吧。当兵的时候，一个同梯的跟我说的真实故事。那时候也许年轻、乾净，不管是刚听的时候，或者後来回想，眼泪总是忍不住就流了出来。
那时很想把它写成一篇小说，没什麽伟大的命题，只是对那样和自己有着近乎相似的成长背景的乾净而无奈的青春的惋惜。那时候甚至连题目都定了，就叫「门外青山」。只因为一个联想的画面始终难忘：孩子回到山上老家休养的时候，孤独地坐在门口的样子。他的眼神，以及，他所看到的，……的阴影不时快速飞掠的山峦。
小说一直没写成，怎麽写也都停留在大纲的样子里。写不下去的最大原因是始终无法达到心里早已形成的那种厚度和层次。慢慢的，这个故事被自己遗忘了。只剩下一些枝枝节节的片段曾经不自觉地被我引用在电影剧本或其他文字叙述中。
一直到今年五月，在「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和许多「超人」面对面之後，这个故事才又清晰浮现。而一转头，三十年过去了。
逐渐老去的人，心思不再年轻、单纯、易感；甚至连笑与流泪都不再那麽自然自在，那麽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然而，类似的，停顿的生命、残缺抑或足以惋惜的青春的悲剧却始终不曾停止发生。
所以，当一个病友说，受伤之後，有五年之内，他躲在屋里不敢见人，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他根本不敢面对世界；五年之内，他想到的只是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即便想到却也无能为力。看着略带自嘲的眼神如此回忆着的他，我很想跟他说，我懂。
我很想跟他说，三十多年前，一个和我一般年纪一般背景的孩子就曾这样想过，也这样做过。也很想跟他说，你真是幸运。因为有人即时喊你一声，拉你走出窠臼，让你知道门外青山依旧。
而，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孩子，最後一眼的青山也就是最後一眼了。
你在剧痛之後带给自己也带给别人期待与希望。他，却带给别人一生无法除却的剧痛与遗憾。青山依旧，超人们，加油！
笑给天看——
生平最喜欢、最爱看可也最怕看的电影，是义大利新写实主义代表作之一的《单车失窃记》。说喜欢，好像也讲不出什麽伟大的道理，就是有感觉、有共鸣、百看不厌；说怕看，则是因为每看必哭，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自制力不增反减，看了会哭的段落还一次多过一次。
电影的背景是二次大战结束後战败国的意大利。失业的爸爸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贴海报的工作，不过必须自备脚踏车。妈妈当了棉被买了一部，没想到开始工作不久，脚踏车就被偷了。爸爸带着儿子到处找，没找到。最後，爸爸决定也偷别人的。最後的结尾是：在儿子的注视下，爸爸失手被逮、被责打、被奚落、被侮辱。
整部电影只有一个氛围——贫穷，以及求生。之所以有共鸣、有感觉，或许是电影里的某些细节，根本就是自己生命记忆的重现。比如，进当铺当棉被，却发现当铺里的棉被堆积如山。比如，爸爸找不到车子，肚子也饿了，竟然带儿子进餐馆，把身上所有钱全部花光。哦，对了，妈妈在生活最绝望的当下，竟然跟人家借钱去相命，所求的只是相命师的一句话：未来会很好！是这些细节的缘故吧？让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意大利真像台湾，现在当然知道——只要是贫穷，都有同一个面貌，不管在哪里。不同的，或许只是面对贫穷的态度而已。面对困境、抉择、生存关键的「态度」可美、可丑；可以坚定、可以柔软；可以刚烈，却也可以逆来顺受。
记得以前看过另一部电影，纪录片，南美洲的国家，农人穷到活不下去了，组织起来去打游击。导演的角度放在这些农民身上，一个农民的领导者说：我带引大家跟上帝祈祷，请祂赐给我们面包，祂一直不给，所以，我只好带大家去要！镜头一直留在那样憨厚、纯朴却又坚定的黝黑脸上，留在握着土枪的那双厚实、龟裂、指甲缝满是泥土残留的手掌上。但，让我无法忘怀的，却是那些在农民临行前一起磨麦子做面包，好让他们路上不要挨饿的妇人。她们脸上毫无表情，边做面包边拉开衣服喂小孩吃奶，热面包出炉，还要赶走虎视眈眈的小孩，然後把面包塞进先生的怀里。而电影的最後，我们看到去军营把屍体领回来的，也是这些妇女。
电影没拍，但我们绝对可以想像：未来把那些看着面包出炉却被驱赶开的小孩养大的，也还会是这些面无表情的妇人。其实，这样例子到处都有。台湾当然也有。只是当我们阅读史料，心里不舍那些在混乱恐怖时期牺牲生命的菁英的同时，我们经常忘记是谁把他们的孩子教养成人？是谁撑起那个残缺的家庭？当然是一群妇人，只是我们通常不知道她们的名与姓。
远的不说，说近的的吧。几年前去南部拍电视节目，田里女人在施肥，问她们说先生怎麽没来？她们说：「在忙啊！」忙什麽？我问。她们一本正经地回我说：「忙着在大树脚谯政府！」去年母亲过世。她是一个记忆力超强，又善於讲故事的人。经验中，有一次才刚在树下听男人们说完村子里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在二二 八事件中如何在火车里被抓，说他如何有学问待人、如何仗义等等；回到家里，却听见妈妈在跟别人说那个男人的太太，说的却是她如何用许多碎布缝成漂亮的被子，如何要小孩改吃当时比米便宜的面粉食品，以及，如何拒绝校长要他们家小孩继续升学的劝说，理由是：「书念多了，脑袋会跟她们父亲一样，黑白想。」难怪自己有时会持平地自省：男女在面对同样的困境时，态度的差异到底在哪里？我简单的归纳是：男性想到的似乎是如何打破困境，女性则想着如何带引大家度过困境。
父亲在矿业萧条时期受伤住在医院，午後醒来，望着窗外忽然闷叫一声：「天无天理！」而同一个时候，在矿场挑石头打零工的母亲却说：「再艰苦也要笑给天看！」这是家里的例子。
最近正在写一个舞台剧本，写的是台湾阿嬷生活的点滴，想以她生命过程中经历的几个男人面对时代、文化变迁以及困境当前的态度，来对照她那种看似软弱但其实坚定，看似无为其实穿透一切，看似无言其实令人感受深刻的动人形象。
在此同时却读到先觉出版社寄来的一本书稿《佐贺的超级阿嬷》。阅读过程的心情一如第一次看到《单车失窃记》，差异只是前者轻快明亮，後者凝重深沉；前者的主角是阿嬷，後者的主角是爸爸。阿嬷以逆来顺受、乐观包容的方式面对贫穷，爸爸则选择以无力的报复面对困境。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战败国，面对同样的贫穷与生存，却有不同的态度，差异彷佛无关国籍，只在性别。
让我们一起想像，一九四六年夏天的某一天，战争结束不久，在意大利一个父亲牵着儿子的手满街找脚踏车的同时，日本佐贺有一个阿嬷正在河边捞起从上游市场流下来的菜叶，正开心地回家，她的腰间绑着一根绳子，拖着一块磁铁，一路走，一些铁钉铁片正往磁铁集中。傍晚，当意大利的爸爸不顾儿子的哀求，正在打开别人脚踏车的锁匙时，日本的阿嬷正从磁铁上取下一堆歹铜废铁，笑颜逐开。当意大利的小孩惊慌无奈地看着爸爸被众人责打、嘲弄的时候，日本的孙子去看到阿嬷得意地跟他说：晚上有野菜杂炊可以吃，是河滨免费超商送来的！
阅读最大的乐趣无非与自己的生命经验相互交换印证。读完最大的感想是：我母亲说，再艰苦也要笑给天看。佐贺的阿嬷却更犀利，她是：再艰苦，也要让老天笑出声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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